论文格式范文：社区情境与城乡弱智儿童教育模式的差异———对北京市弱智儿童案例的分析
摘要：弱智儿童和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弱势而又相对封闭的社会群体。这些家庭长年生活在困苦、焦虑与绝望之中,出于各种顾虑,他们不愿意被公开、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期望与要求,因在社会工作界,对于弱势群体的实际介入模式和关注价值理念一直存在着矛盾与争议。毕业论文 http://www.51lunwen.org而他们始终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支持。本文希望通过对这样一些问题的阐释来分析与探讨我们应该如何关注弱智儿童及其家人的社会处境并达到一种最优化的关照模式。
关键词：北京，弱智儿童，教育模式
一、问题的提出
弱智儿童和他们的家人是一个弱势而又相对封闭的社会群体。这些家庭长年生活在困苦、焦虑与绝望之中,出于各种顾虑,他们不愿意被公开、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期望与要求,因而他们始终没有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和支持。据统计,截止到1987年,中国0-18岁的弱智儿童已有660多万人,占同龄儿童总数的1•59%;仅在北京市,弱智人群的数量已达6•3万,占全市人口的4•5%,且这个群体还在扩大。因此,弱智儿童及其家人的生活状况已是一个亟待关注的社会问题。
在社会工作界,对于弱势群体的实际介入模式和关注价值理念一直存在着矛盾与争议。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际上出现了特殊教育思潮和教育改革运动,其中以美国的全纳教育和英国的一体化教育为代表(佟月华,2002)。这种种教育的变革都是以整个社会看待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的积极态度为基础的(甘昭良,2001)。在国际一体化教育的潮流影响下,我国也在80年代末提出了自己的一体化教育形式———“随班就读”。然而由于缺乏师资和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加上没有一套完善的一体化教育理论的指导,这种“随班就读”模式难以得到健康发展,至今没有建立起完备的体系。事实上,普校教师拒绝接收差生、留级生并迫其转入培智学校的事例屡见不鲜。另一方面,不少弱智儿童的家长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正常孩子面前“丢人”而将其转入培智学校。在这些现象的背后反映出一种观念方面的问题:社会如何看待弱智儿童和他们的家人?家庭如何看待自己的弱智孩子和自身的处境?他们给弱智儿童贴上了什么样的标签?这对于弱智儿童的教育和成长又造成了什么样的实际效果?这一系列的态度与行为的产生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它背后反映了什么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这样一些问题的阐释来分析与探讨我们应该如何关注弱智儿童及其家人的社会处境并达到一种最优化的关照模式。
二、文献综述
中国对于弱智儿童的关注和教育在近代史的研究中就可以看到,如郭为东在《基督新教与中国近代的特殊教育》一文中提到的澳门女塾、瞽叟通文馆和启喑学馆,它们分别开创了中国正规的盲、聋教育的先河(郭为东,2001)。虽然这些早期的教会特殊教育机构因涉嫌构成对中国教育主权的侵损而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后由中国人自办,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讲,之后的中国特殊教育机构保留的只是原先西方特殊教育机构的形式,其教育思想中最为核心的正常化原则却由于国人对于基督教会的排斥而被废弃。
近年来,有关部门和学界较为重视对弱智儿童特殊教育方式方法的实验研究及其康复治疗作用的研究,因此亦有不少研究成果。如:郑子健等的《秦巴山区弱智儿童的社会文化成因及防治对策》(1999)、茅于燕的《弱智儿童在上课时和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现》(1994)、卿素兰等的《用心象加工训练弱智儿童记忆于思维品质的实验研究》(2001)、刘勇的《书法训练对弱智儿童注意力的康复作用》(1997)、张玉兰等的《弱智儿童三年特殊教育智商变化的初步探讨》(1999)。
然而,这样一些研究存在着两大缺陷。其一,过于注重对弱智儿童特殊教育教学方法的探讨,而忽视了支撑这套教学体系的教育思想。其实,我们在关心“怎么教育”的同时更应该反思其背后的价值关照、基本理念,这样,我们的特殊教育办学模式才可能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做基础。其二,这些研究大都局限在把弱智儿童作为实验对象,考察他们在特定教学条件下的智力、记忆力、注意力、行为表现产生的变化,而没有涉及外部生存环境对于弱智儿童心智成长的影响。实际上,社会生存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弱智儿童的康复和能否享有正常的社会生活。
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社会结构变迁中出现的弱势群体及他们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引起有关专家学者的关注。关于这些群体、这些问题的调查研究成为社会学、经济学研究的新焦点。许多学者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调研,并用事实向政府、向社会发出呼吁,帮助这些弱势群体尽快改善自己的生存地位。
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因触及很多体制因素、制度因素而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改善,但学者们的努力终究还是看到了成效,这部分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已经成为上到中央、下到地方所有社会政策、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及各种媒体都在关注和宣传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一些社会组织、民间团体的介入使这些群体有规模地走出家门、走向社会,为自身增权。如果单纯地站在民间立场考虑这种社会行动的社会影响,至少这些群体使自己的“弱势”地位不再被“弱视”,相反地,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占到了“强势”地位,促使各级政府给予重视,并尽快拿出实际举措。
三、案例分析
实地调查中,笔者发现城乡社会对于弱智儿童的教育模式存在着较多显著的差异。为了对这种差异给予更清楚的分析和说明,本文意欲对城乡弱智儿童教育模式进行一种“理想型”①的研究。本文所采用的个案资料来自作者于2001年10月参与的“北京市弱智儿童状况调查”。
处于北京市区和郊县的培智学校有着不同的教学氛围,教师和家长也风格迥异。市区的培智学校教学设施要优于郊县。虽然市区的培智学校占地面积一般不大,但各种专项教育训练设施齐全,每个学校都有计算机房,美术、音乐、书法、烹饪、剪纸、交通法规演示教室,每个普通教室(即每日上基础课的固定地点)的墙上都有老师出的黑板报,教室里课桌整洁完好,有的还备有投影仪、电视、电脑、音响、沙发(如西城培智学校)。这些学校都按智力程度分班,每个班级大约有10个学生,班主任给每个学生都建立了详细的教学日记和家长联系手册。每天教师都会把孩子一天的表现、当天需要完成的作业和第二天需要带的学习用品或教学用具写在家长联系册上,家长则按照手册上的要求督促孩子完成作业,并及时与教师沟通孩子的在校生活情况。每天到了放学的时候,许多家长都会主动找老师了解孩子情况。而我们在郊县看到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学校的占地面积很大,但只有空旷的黄土操场和几十间没有现代化教学设施的教室,水泥地、土黑板、破旧的课桌,有的学校甚至至今还只能用风琴教音乐,更谈不上电脑教学。在这些学校的学生中还有盲、聋、哑和肢体残疾的孩子。学校将智力落后的学生按年龄分班,每班大约20人,由一个班主任负责,每个老师都要上好几门课。由于这些孩子大都住在离县城很远的村子里,因此他们必须住校,每周由家长接送。年龄大点的孩子则自己上学。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这里教师和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家长之间的交往方式都要比市区随便得多,我们常常听到教师用“虎子”、“二宝”、“花儿”这样的称呼叫学生,即便是在课堂上。教师和家长之间就更没有太多的礼节,城里的教师常会受到学生家长毕恭毕敬的对待,而这里的教师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职业而受到特别对待,教师和学生家长都默认的习俗规条仍是农村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长幼有序。我们在调查期间就看到过一位中年女教师给班上一个学生的父亲让座、点烟、倒水。那位家长也毫不客气,坐在那儿抽着烟兴致勃勃地跟站在一边的女教师唠家常,家长也不把教师当外人,那位父亲就曾对教师说:“没关系,当自己孩子,不对尽管骂,他犯混就打,没事儿。”
这种种差别最初只是调查者的一种感觉,但它确实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文化情境,而这种文化情境则影响着人们对人、对物的看法和一些基本的行为准则。它表明城乡家庭、学校对弱智儿童的看法、基本态度和对待方式、教育设计都存在很大差别。下面我们将通过一些具体的个案对此作进一步的讨论。
炜炜的故事
炜炜是个8岁的小男孩,长得机灵古怪,穿着十分干净,现就读于市区某培智学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吵着向老师要小红花,老师拗不过,只好给了他一朵,但告诉他以后不可以叫老师的名字。
访谈一开始,炜炜的妈妈就告诉我们孩子患的是自闭症引起的智力发育缓慢,据说怀孕时用脑过度很容易生出这样的孩子。炜炜的病是在3岁多时确诊的,炜炜妈妈在看杂志的时候突然发现孩子的行为和杂志上描述的自闭症症状一样,“他总是一个人不停地玩一种玩具,也不说话,我们马上带他去医院,检查出来孩子的自闭症指数很高”。
炜炜的父母都是理工科硕士,在国家某研究院工作,参加过国家“八五”至“十五”课题。发现炜炜得病以后,整个家庭生活的中心和重心都放在了炜炜的身上。为了能更好地照顾炜炜,家里请了一个保姆料理家务,炜炜妈妈则完全放弃了科研工作。炜炜的父母到处去听一些台湾、香港来的老师办的讲座,尽一切能力去教孩子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炜炜妈妈是一位内心坚强的母亲,她说:“很多人说这种孩子根本没办法,一辈子都教不会,我不信,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教他。”
炜炜在5岁半前上过幼儿园,但是很快就退园了,因为“幼儿园老师不会特别地关照教育炜炜”。后来,炜炜妈妈几经周折把他转到了现在的这所培智学校,她觉得“这种孩子需要的是一对一的教育,和正常孩子比起来,他的机会少很多,挫折感很强。听说这个学校有一个‘九五孤独症课题’,就是需要多交点钱,我们也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