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起源于欧洲的西方遗产话语体系逐渐成为国际间的“真理”，支配着各国的遗产实践[157]，在这种国际评判标准的绝对权威下，有关遗产的一切都要被纳入遗产的概念框架中进行阐释。无论是迎合西方审美标准的申遗话语，还是以突出的普遍价值、真实性、完整性为依据而展开的遗产实践，中国大运河在遗产申报中对国际标准所做的响应，本质上都是对西方权威遗产话语的一种妥协。
（2）在权力、资本与日常生活的建构下，中国大运河完成了空间的生产
在遗产实践的过程中，运河原生空间在遗产话语体系和国家力量的助推下进行了遗产空间的塑造过程。在专家主体的帮助下，作为具有统治力量的强势方，政府通过政策规划、政府行动等手段建立起世界文化遗产的空间表征，资本则以旅游业、文创业等形式对空间转型进行助推，而居民等地方主体也通过主动建言、空间分享等行为重塑空间的生活性。在权力、资本与日常生活的交织下，运河遗产空间被生产出来，成为各方权力实践的重要场所。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