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筹划论文范文精选一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和全球化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价值最大化逐步发展成为当今企业的理财目标，这也是现代企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在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可能伴随着税收筹划活动，包括股东、投资者、经营者、政府、债权人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也十分关注企业的税收筹划活动，以及筹划活动对企业带来的价值增值的影响。本文所探讨的税收筹划是指广义的税收筹划，是个中性词，包括了节税和避税，但是不同于偷税、逃税和漏税。①国外关于税收筹划问题的研究比较早，但早期多集中于理论研究，最近几十年，税收筹划的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国内的研究多从税收筹划技术和方法层面来进行探讨、摸索，近期，学者们才从实证的角度来研究税收筹划的经济后果问题。刘行，叶康涛（2013）②研究了税收筹划活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但是研究税收筹划经济后果的文献还是非常有限，特别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探讨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文章更少，还处于不断发展阶段。陈冬，唐建新（2013）③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角度，探讨了两者的关系。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特别是以公司治理作为切入点研究两者的关系，日益成为现在国内外学者探索的焦点问题。基于美国的实证研究，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关系是混合的。传统观念认为税收筹划提高了企业价值，另一方面，税收筹划代理理论认为，税收筹划活动会使管理者侵占原本属于股东的经济利益，导致筹划活动获得的收益小于为之付出的代价，损害了企业的价值。Desai and Dharmapala （2009）④发现，只有在那些治理水平好的公司中，税收筹划活动才会对企业价值具有积极的作用。为了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无论是内部所有者和管理者，还是外部利益相关者，都应该积极关注企业的公司治理状况。改善公司治理水平，结合税收筹划活动提升企业价值，是企业内部管理层不断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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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税收筹划是企业重要的财务活动，不仅受到宏观环境因素的影响，微观因素和企业自身的特征也会对税收筹划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税收筹划最早产生于19 世纪的意大利，西方国家对税收筹划活动的研究由来已久，因而对此方面的研究也比较丰富，但早期的研究多集中于理论研究，近几十年来，关于税收筹划的实证研究得到了蓬勃的发展。Zimmerman（1983）①从公司规模的角度出发，研究发现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与公司规模之间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他认为，公司规模越大，社会公众的关注程度越高，税务机关也会加倍重视该企业的活动，因此导致的政治成本等非税成本就会增加，公司的税收筹划程度会降低（表现为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的提高）。基于不同的样本筛选，研究区间选择以及税收宏观条件等的差异，Porcano（1983）②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公司规模与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之间负相关，公司规模越大，管理者政治寻租和参与谈判的能力更强，进行税收筹划的渠道和资源也更多，表现为企业实际所得税税率的降低。Holland（1998）③则认为，企业的规模越小，税收筹划的局限性就越明显，如选择税收筹划的方法变少，税收筹划的空间范围变窄，因而导致较高的非税成本，所以小规模的公司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税收筹划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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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关概念及理论基础
第一节 税收筹划和信息披露透明度的概念界定
税收筹划（Tax Planning）也叫税务筹划，纳税筹划或者税收策划。税收筹划是国内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税收筹划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 1935 年，英国上议院议员汤姆林爵士在“税务局长诉温斯特大公”一案中就提出：“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安排自己的事业，依据法律这样做可以少缴税。为了保证从这些安排中得到利益，不能强迫他多缴税。”这是社会上最早关注税收筹划概念并且在法律上认可它的典型的案例。当前，人们并没有给税收筹划定义一个统一的概念，也很难从教科书或者词典中找出一种一致的且全面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荷兰国际财政文献局（IBFD）在《国际税收辞汇》中对税收筹划的阐释是：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对经营活动或个人事物活动的安排，以达到缴纳最低税收的目的。印度税务专家 N.J.雅萨斯威在《个人投资和税务筹划》中指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通过对财务活动的安排，充分利用税务法规提供的包括减免在内的一切优惠，从而获得最大的税收利益。国内学者唐腾翔、唐向认为：税收筹划指的是在法律规定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的事先安排和筹划，尽可能地取得“节税”（tax savings）的税收利益。①盖地教授认为：税收筹划是纳税人依据所涉及的税境（tax boundary）和现行税法，遵循税收国际惯例，在遵守税法、尊重税法的前提下，根据税法中的“允许”、“不允许”以及“非不允许”的项目和内容等，对企业涉税事项进行的旨在减轻税负、有利于实现企业财务目标的谋划、对策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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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构成了契约理论的重要内容，它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委托人和代理人信息不对称以及两者的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对代理人的激励机制。在现代企业中，由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委托人希望代理人能够从股东的利益出发，进行积极的税收筹划，减少企业财富向外部的流失，增加企业的价值，另一方面，代理人希望能够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获得更多的闲暇和报酬，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委托人和代理人的根本利益是不一致的甚至是冲突的。委托人将公司重要的经济决策授权于经理人，并根据经理人的努力程度和企业业绩支付一定的报酬。而经理人势必要比委托人更了解公司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情况，两者对公司信息的了解是不对称的，经理人利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优势，可能会做出一些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经济决策，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正是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要权衡收益和监督成本，制定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来监督经理人，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代理效率，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在我国，由于国有股的所有者“缺位”，存在十分严重的代理问题。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是指大股东通过股权控制，关联交易等手段，侵占小股东的利益。另一类是所有者和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经理人利用掌握的信息优势，损害股东利益，甚至降低企业价值。对于税收筹划而言，委托代理问题主要是指，作为委托人的企业外部投资者和作为代理人的企业内部管理者的利益冲突。代理人通过税收筹划，将一部分企业价值（或者说是政府财富）转移到自己名下，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而投资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自身能力的限制等原因，不能事先识别出管理者的税收筹划行为并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导致管理者有利可图，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随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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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理论分析.....29
第一节 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的影响机理......29
第二节 信息披露透明度对税收筹划和企业价值关系的影响.........30
第三节 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在信息披露透明度视角....31
第四章 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34
第一节 实证模型的构建........34
第二节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39
第三节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检验......40
第四节 实证分析......43
第五节 稳健性检验.........47
第五章 研究结论、建议与局限........49
第一节 研究结论....49
第二节 对策建议....50
第六章 第三节 研究局限性.......52
第四章 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
第一节 实证模型的构建
本文是从信息披露透明度的视角研究税收筹划对企业价值影响，因此将企业价值作为因变量。关于企业价值的衡量指标主要有财务指标和市场指标，财务指标诸如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净利率、权益净利率和主营业务收益率等，市场指标包括市净率、股票回报率和托宾Q值等。由于财务指标存在以下不足：与本文的税收筹划指标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并且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信息质量都会影响到企业价值衡量的准确性。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本文拟采用以市场价值为基础的托宾Q值来衡量企业价值。现有文献中，关于托宾Q值的计算方法不一。郎咸平（2002）考虑了中国上市企业存在非流通股这一实际情况，计算公式如下：Q = 企业总资本的市场价值/企业总资本的重置成本=（年末流通市值+非流通股净资产金额+长期负债合计）/年末总资产=（企业年末股价*流通股数量+每股净资产*非流通股数量+企业负债合计）/年末总资产。由于净资产的定价往往低于企业实际价值，所以通过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托宾Q值可能会小于企业的实际价值，从而导致企业价值计算的不准确性，故本文不予采用。考虑流通股价格和非流通股价格的差异，白重恩（2005）采用80%的折价估算非流通国有股和法人股的价格，即Q=（A股流通市值+A股非流通市值+负债的账面价值）/资产的账面价值=（A股流通市值+A股流通价格*80%*非流通股股数+负债的账面价值）/资产的账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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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国内实证研究税收筹划经济后果的文章不多，特别是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实证研究税收筹划和企业价值的文章更少。本文以 2010-2012 年在深交所上市的公司作为样本，选用固定效应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