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税收论文，本文借助 2012 年起逐步推广的“营改增”试点政策，深入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本文运用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10-2015 年的年度合并报表数据，以企业职工人数测度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将 2012 年-2013年逐步实施的“营改增”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营改增”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并进行了平行趋势和稳健性检验，之后基于地区、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和成长性四个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影响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对投资和创新两个内在路径进行识别，并深入分析了这两种作用机制对于不同投资规模、不同研发投入规模企业组的差异。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总结了 2019 年的经济工作并部署了 2020 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0 年我国经济应坚持“稳”字当头，稳增长和稳就业是硬要求，并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成效。我国近年来的减税降费主要体现在降低增值税税负1上，作为我国目前的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的一系列重大改革会对微观经济个体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改革就是 2012 年开始试点，一直到 2016 年完成的“营改增”，“营改增”是否会对企业劳动雇佣行为产生影响？是否响应了我国稳定就业的目标？本文通过研究“营改增”对企业劳动雇佣行为的影响，回答流转税的减税降负是否对促进就业具有积极作用。
1994 年的分税制改革让增值税成为我国的主要税种，由于当时我国服务业规模不是很大，改革难度和复杂性高，所以保留了营业税，因此增值税和营业税成为我国两大流转税税种，二者分立并行，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二者并存的不合理性日益显现，大部分第三产业被排除在增值税征税范围之外，不利于第三产业的发展，对经济运行造成扭曲，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同时，从国际经验来看，绝大多数征收增值税的国家，其征税范围都同时覆盖商品和服务，因此，以增值税取代营业税成为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必然选择，也符合国际惯例，“营改增”应运而生。“营改增”在全国推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部分省市试点，2011 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营改增”转型改革拉开了序幕，2012 年 1 月 1 日起，上海的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等“1+6”2个生产性服务业首先进行试点；同年 9 月-12 月，试点范围陆续推广至其他八省市3。第二阶段为全国范围试点，上述行业于2013年8月1日起推广至全国，同时将广播影视服务业纳入试点范围；2014 年 1 月 1 日，试点行业进一步扩大至铁路运输业和邮政业；2014 年 6 月 1日，电信业纳入试点。第三阶段为所有行业试点，2016 年 5 月起，房地产业、建筑业、金融业以及生活服务业四个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至此，“营改增”完成了从先行先试到全范围推开的过程，营业税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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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综述
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税收政策与微观个体劳动雇佣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关于“营改增”的政策效应以及对劳动雇佣行为的影响，则主要是国内学者进行研究，本文将从“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和税收与劳动雇佣关系两个方面进行归纳总结。
一、“营改增”政策效应研究
目前关于“营改增”政策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税负的影响。“营改增”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重复征税问题（陈钊和王旸，2016），田志伟和胡怡建（2013）通过构建中国税收的 CGE 模型分析各行业税负的动态变化，认为增值税扩围导致原缴纳增值税的行业税负有所降低，且差异不大，而扩围行业的税负变化差异大，部分行业税负上升；潘文轩（2012）则通过投入产出表数据测算，发现征收增值税的行业总体税负有小幅下降，中间服务投入比是影响各行业减税幅度大小的关键因素；吴金光等（2014）则是运用税改前后实际统计数据，通过 TRAMO/SEATS 方法对“营改增”结构性减税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认为 2012 年首先在上海试点的税改对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未充分显现；也有一些学者在合理前提假设下通过逻辑和数量推理来推断“营改增”对税负的影响，大多数学者认为“营改增”后，服务业税负显著降低，也有研究认为对于增值税税率较高的行业，比如运输业和不动产租赁等，税负反而增加。此外，也有学者从微观层面考察“营改增”前后企业税负的变化，高利芳和张东旭（2019）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分步改革使得早期试点企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不完整，减税效应滞后。
二是通过实证研究分析“营改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王玉兰和李雅坤（2014）以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测算依据，认为在没有发生新购置固定资产的情况下，企业盈利水平下降；王佩等（2014）同样以交通运输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公司业绩水平没有显著改善；郭均英等（2015）以上海首批实行“营改增”上市公司为例，认为“营改增”试点使得样本企业的获利水平和效益得到显著改善；张同斌和高铁梅（2012）则认为企业税负的下降会导致产品价格降低，进而增加了企业销售额，企业利润可能提高；也有研究发现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效益提升越多（李文和刘晓晨，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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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制度背景与我国就业状况分析
第一节 制度背景
一、“营改增”政策背景
流转税是我国现行税制结构中的主体税，长期以来，增值税和营业税两税分立并行，一直是我国的两大流转税，这种税制结构对于保持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增值税主要适用于制造业和零售业，营业税主要适用于服务业。然而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转变，增值税和营业税并存的格局日益突显出不合理性：
首先是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营业税属于周转税，每个周转环节都要以全额征税，导致了重复征税，同种商品可能由于不同的生产组织形式而承担不同的税负，不符合公平原则。增值税则克服了同一商品因企业组织形式不同而税负不同的矛盾，有利于促进专业化分工。
其次是不符合中性税收原则。在营业税下，税负随交易环节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价格随税负增加而上升，对价格造成扭曲，影响并制约价格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不符合最优流转税的要求。相反，增值税由于是按增值额征税，税负不会因交易环节的增加而上升，因此不会对价格造成扭曲，复合税收中性原则。
最后，从征管和税收收入角度来看，营业税作为传统的流转税，由于税基大、纳税环节多，能够以低税率获得更多流转税收入，但征税环节多随之带来高额的征管成本，也容易造成偷漏税现象，纳税人也可以通过减少周转环节从而减少纳税，影响税收收入的稳定性。
从全球来看，周转税制模式曾是流转税制的最主要模式，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周转税由于其不可避免的缺陷，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逐渐以增值税或销售税取代周转税。增值税、营业税并行对市场要素流动带来现实阻滞，伴随着增值税立法呼声的高涨，“营改增”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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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国就业状况分析
一、我国就业现状的基本特征
就业是民生之本，一直以来都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不同发展阶段，我国实行了不同的就业政策，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的“统包统配”，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就业制度也转为市场导向型。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减速换挡、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就业的“稳定器”作用显得更加重要，我国已连续三年将新增城镇就业 1100 万人以上作为就业目标。整体来看，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呈现稳定向好的势头，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区域性、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
（一）整体就业状况稳中向好
近年来，我国整体就业形势稳定，失业率稳重有降。由图 2.1 可见，2000 年-2019 年我国城镇就业规模不断扩大，连续七年保持新增城镇就业超过 1300 万人，截至 2019 年，城镇就业人数为 44247 万人，是 2000 年的 1.91 倍，而从城镇人口总数来看，2019 年我国城镇人口总数为 84843 万人，是 2000 年的 1.85倍，由此可见，城镇就业人口的增长速度大于城镇人口总数的增长速度，整体就业形势持续向好。由图 2.2 可见，2010 年-2015 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维持在4.1%，自 2015 年起，城镇登记失业率持续降低，2019 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降到 3.6%，年末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低于 5.5%左右预期目标，主要就业人员群体（25-59 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 4.7%。可见，即使在经济减速换挡时期，我国就业形势整体仍呈现稳定向好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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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营改增”对劳动雇佣影响的实证分析 .........................19
第一节 理论分析与初步推论.........................19
第二节 双重差分模型...........................19
第四章 “营改增”对劳动雇佣影响的机制分析 ...................32
第一节 作用机制理论分析.........................32
一、企业投资行为 .....................32
二、企业创新行为 ..............................33
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