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结论..............................39
第二节 政策启示与建议...........................40
第四章 “营改增”对劳动雇佣影响的机制分析
第一节 作用机制理论分析
从宏观经济效应方面来看，关于“营改增”对就业的影响，目前比较主流的观点是，“营改增”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第三产业能够吸纳较多的劳动力，随着第三产业的扩大，其容纳劳动力的空间将越来越大，因此可以认为“营改增”会扩大就业。在微观效应方面，从企业生产经营的理论要素来看，本文认为“营改增”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投资，二是创新。
一、企业投资行为
生产性资本投资是企业为满足生产经营需要而从事的长期资产构建活动（孔宇虹，2018），是企业发展生产和经营的必要手段。从投资对象角度分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生产性资产投资，即原材料、机器设备以及厂房等，是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基础条件，二是金融性资产投资，包括股票、债券及期权等有价证券。
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本文所指投资是指企业的生产性资产投资。基于企业投资视角：第一，企业的投资行为与现金流状况密切相关，“营改增”可能会通过两个路径影响企业的经营现金流量，一方面，“营改增”后新增固定资产、原材料以及无形资产（如专利技术、非专利技术、商誉、商标、著作权）等投资可以一次性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从而降低企业当期增值税应纳税额，附加税费也随之降低，直接增加了企业在投资当期的经营现金流量，但另一方面，由于营业税为价内税，而增值税为价外税，“营改增”后，企业计入利润表的收入由含税收入变为不含税收入，因此在含税销售额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收入减少，相应地计入利润表的营业成本也降低，因此，企业经营现金流量的变化情况取决于以上各因素的整体效应。但已有研究表明，企业税负与经营现金流量的变化相反（乔睿蕾和陈良华，2017），且目前大多数研究认为“营改增”后，大部分企业税负明显下降11，因此本文认为大部分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增加。第二，从投资成本来看，“营改增”打通抵扣链条后，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投资的进项税额可以进行抵扣，从而直接降低了投资成本，在销项不变的情况下，若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等投资规模越大，则可获得越多的进项税额用以抵扣，陈昭和刘映曼（2019）称之为投资补贴效应，因此企业会扩大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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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本文借助 2012 年起逐步推广的“营改增”试点政策，深入研究了“营改增”政策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本文运用我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10-2015 年的年度合并报表数据，以企业职工人数测度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将 2012 年-2013年逐步实施的“营改增”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分析“营改增”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并进行了平行趋势和稳健性检验，之后基于地区、企业规模、所有权性质和成长性四个方面进行了异质性影响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采用逐步回归法对投资和创新两个内在路径进行识别，并深入分析了这两种作用机制对于不同投资规模、不同研发投入规模企业组的差异。本文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整体来看，“营改增”政策在发挥宏观政策效应的同时也对微观主体的行为具有调节作用，引导企业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有效鼓励企业扩大了劳动规模，这与通过改变宏观经济环境来影响社会总劳动的结果相一致。根据相关统计数据，上海实施“营改增”试点以来，两年增加就业分别为 14.6 万人和 14.5 万人；根据北京市对“营改增”试点行业的统计抽样调查，2013 年 1-11 月，“营改增”试点企业从业人员达到 186.6 万人，同比增长 4.4%，高于非试点企业 4.9%12。
（2）“营改增”政策对东部地区企业、较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较高成长性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相反，对中西部地区企业、较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以及较低成长性企业的劳动雇佣规模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说明东部地区企业、较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较高成长性企业对税收政策的变化更为敏感；
（3）在作用机制上，从整体来看，投资和创新是“营改增”政策影响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重要作用机制；
（4）基于投资视角，对于较小投资规模的企业，“营改增”政策的直接效应和“投资”这一中介效应均显著，而对于中等投资规模和较大投资规模的企业，则不显著；
（5）基于创新视角，对于较大研发投入规模的企业，“营改增”政策的直接效应和“创新”这一中介效应均显著，而对于较小研发投入规模和中等研发投入规模的企业，则不显著。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