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 最迟自弥生时代前期(公元前300)以来，日本列岛长年接受中国大陆的文化，但多能取精用宏，适度地吸收而且表现自己的特色。医疗文化亦然。医疗关系人民健康与寿命，近代西方医学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医学以中国医学为准则，这方面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长久而且深远的。相对于日本原始传统的神道医疗和佛教医学，中国医学(日本译作“汉方医”)显然具有相当“理性”与“实证”的特征，对日本医疗文化产生积极的提升作用。
就中国医疗史的观点来考察，传统医学以道家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医疗文化也和道家(教)文化密切相关。所以汉医对日本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中国的道家或道教对日本的影响。这点过去研究日本医疗史的学者并没有太注意。不过后来日本自己发展出来的汉方医对中国传统医学也有所取舍，颇能反映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态度。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分析，提供专家指正。
二、神道祈祷与佛法持咒医疗法
《和名抄》云，“医，和名欠须之(クスシ)，治病工也。”根据日本医学史前辈大家富士川游氏的研究，“医”字在日本晚到允恭天皇三年(414年，东晋义熙十年)才出现(《日本医学史》页21)。按《日本书纪》卷十三允恭天皇三年条云:“遣使求良医于新罗。秋八月，医至自新罗，则令治天皇病，未经几时，病已差也，天皇欢之，厚赏医以归于国。”
这位治病工来自新罗，治好允恭天皇之病后就回国，那么即使迟到公元五世纪初，医学在日本还是非常不发达的。
在没有医学，也没有医工的时代，日本关于人体和生命的认识，由于文献缺乏，我们无法讨论，但一般认为不能脱离神道的解释，斋部广成《古语拾遗》(收入《群书类从》第25辑)说:“大己贵神与小彦名神共戮力一心经营天下，为苍生畜产定疗病之方，又为攘鸟兽昆虫之灾，定禁厌之法，百姓至今咸蒙恩赖，皆有效验也。”所以大己贵神和小彦名神一般视为日本医疗的鼻祖，当然他们的医疗方法带有浓厚的巫术性“禁厌之法”，《古语拾遗》保留一条除蝗灾的记载，基本上是巫术的克邪厌胜；但所谓的“疗病之方”有没有比禁厌更远离于“巫”而近于“医”呢？似乎未必。中国著名历史家陈寿和范晔根据传闻或更可靠的资料，在他们的《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及《后汉书?东夷传》都记载倭国“持衰”的风俗，《后汉书》云:“行来度海，令一人不栉不沐，不食肉，不近妇人，名曰持衰。若在涂吉利，则雇以财物；如疾病遭害，以为持衰不谨，便共杀之。”《三国志》记载大抵相同。唯“如疾病遭害”作“若有疾病，遭暴害”，意义更为清楚。可见在公元三世纪，身体引发的疾病和遭受外力的伤害，日本仍然视为同一范畴，而且与神有关系。另外两种中国文献《两朝平壤录》卷四与《潜确居类书》卷十三也说:“其俗信巫，疾无医疗，病者裸而就水滨，杓水淋沐之，面四方，呼其神，诚祷即愈”(引自富士川游《日本医学史》页14)。病者自己祷呼神名就可疗病，则连“巫医”那种角色的人也不存在的，其原始性更浓。
前面提到允恭天皇从新罗聘请良医治病，日本接受中国医学首先也是透过朝鲜半岛的，其中大概夹带汉医与当时流行的佛教医学。佛教的疾病观论者不一，但基本上可以分作业病、鬼病和四大不调病(参宗田一《图说日本医疗文化史》页30)。业病是前生业报而引起的疾病，鬼病当是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三八医之四的鬼瘴，即邪魅，这两类基本上与医学无关，是属于宗教信仰的范畴；只有风火水地四大因不调和所引起的疾病(参福永胜美《佛教医学详说》页57)比较可以常情来理解。不过以今传日本古代医书及医疗制度，四大不调的佛教病理学在日本古代并没有发展，当时佛教医疗流行的方法大概不出诵经和持咒。
所诵之经以《金光明最胜王经》为主，《年中行事秘抄》(收入《群书类从》第6辑):“正月八日大极殿御斋会始事”条曰:“《日本纪》云，天武天皇九年(公元681，唐高宗开耀元年)五月始说《金光明经》于宫中及诸寺，持统天皇八年(694年，唐中宗嗣圣十一年)五月癸未朔，癸已以《金光明经》一百部送置诸国，必取每年正月上弦读之。”《金光明最胜王经》虽然也传述一些可以“理解”的医学知识，如节气改易、四大推移的饮食禁忌，以及服药、针刺与延年诸医方，《续日本后纪》卷三仁明天皇承和元年(834年)十二月乙未载大法师空海奏言亦云“今所奉讲《最胜王经》，但读其文，空谈其义”，即使颁行全国，当时崇尚的恐怕是信仰，而非医学知识。此经诊病强调问梦，其要义以为读经可以解除诸厄和疾病，曰:“由经力故，能除众苦、怨贼、饥馑及诸疾疫，是故汝等见四众受持读诵此经，王者亦应勤心共加守护，为除哀恼，施兴安乐”(〈四天王护国品〉)
又云:“若有国土讲宣读诵此妙经王……其王若有一切灾障及诸怨乱，我等四王皆使消殄，忧愁疾疫亦令除差，增益寿命，感应祯祥，所愿遂心，恒生欢喜，我等亦能令其国中所有军兵悉皆勇健(〈灭业障品〉)。
疾疫和众苦、怨贼、饥馑以及忧愁一样，可以靠诵经来治疗，这样的疾病观与日本原始神道的“持衰”没有太大的差别。因此持咒救疾明白载入大宝元年(701年，唐中宗嗣圣十八年)的“大宝律令”，《令集解》卷七曰:“凡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术疗病者皆还俗。其依佛法持咒救疾不在禁限。”《集解》云，小道调厌符之类，巫术谓巫者之方术，所持之咒是经咒，经即佛经。崇信佛教经咒的法力而排斥厌禁巫术，从汉医观点来看，只是以佛教代替传统之神道，一种形式上的改变而已。丹波康赖《医心方》引《新罗法师方》有服药咒，大概就是一例。不过日本到底是一个神道国家，佛法虽盛行，神道依然存在，救疾之举二道往往并行，如《续日本书纪》载圣武天皇天平七年(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八月敕曰:“比日大宰府疫，死者多，思欲救疗疫气，以济民命，是以奉币彼部神?，为民祷祈焉。又府大寺及别国诸寺读金刚般若经”云云。
三、日本古代医疗制度与中国传统医学
关于人体、生命以及对此二者造成伤害之疾病的认识和理解方式，中国医学和日本神道传统与佛教医疗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六世纪中叶，吴人知聪携带药书渡日，中国传统医学从长江下游东传日本，给日本带来一种崭新的文化。
万多亲王《新撰姓氏录》(弘仁六年，815年；引自《群书类从》第25辑)卷二十二“和药使主”条云:“出自吴国主照渊孙知听(聪)也。钦明天皇御世(540-571年，梁大同元年-陈大建三年)，随使大伴佐弓比古持内外典、药书、明堂图等百六十四卷，佛像一躯，伎乐调度一具等入朝。男善那使主，孝德天皇御世(645-654年，唐贞观十九年-永徽五年)，依献牛乳，赐姓和药使主，奉度本方书一百卅卷，明堂图一，药臼一，及伎药一具，今在大寺也。”明堂图是人体经脉图，药书、方书除本草药学外可能也包含医理病候。隋至初唐，中日交流日益频繁，日本派遣医官惠日、福因等赴中国求学，623年(推古天皇三十一年，隋恭帝皇泰元年)惠日等人回来报告说:“留于唐国学者皆学以成业，应唤，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卷22)。(按所谓唐国是中国之俗称，唯此时唐朝尚未建立，可能是《日本书纪》作者失查。)中国医疗制度(法式)大概也在这时传入日本。
中国传统医学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气”，因此对于人体的理解虽讲五脏六腑，更重视十二经脉，而且二者互相配合，纵贯全体，联系内外的是“经脉”；气在人体不调适乃产生种种疾病，由于临床经验累积种种症候记录，即所谓的“病候”；治疗手段不外汤熨针石，包含本草和针灸两大部门；另外还重视平常的养生，谓之“导引”，但不属于专业医工的范围。从大宝律令医疾令的内容来看，八世纪初日本汉医的体系已经完备。
《令义解》卷八所载医疗人员分医生、按摩生、咒禁生、和药园生四类，医生包括针灸，又称“医针生”。曰:“医针生，各分经受业，医生习《甲乙》、《脉经》、《本草》，兼习《小品》、《集验》等方。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决》，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乌神针》等经。”这些医籍有的异书同名，令按《集解》所载卷数，参证《隋书?经籍志》得知《甲乙》十二卷是晋皇甫谧的《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脉经》二卷可能是《隋志》的徐氏《脉经》。《本草》，《集解》谓苏敬撰《新修本草》廿卷。《小品》即陈延之的《小品方》十二卷。《集验》，《隋志》作《姚大夫集验方》十二卷，北周姚僧坦著。《集解》云，《素问》、《黄帝针经》各三卷，《隋志》皆作九卷，不知何本？《明堂》三卷，或即《明堂孔穴图》三卷，《脉决》二卷，或即徐氏新撰之《脉经决》，《流注经》一卷当即《黄帝流注脉经》，《偃侧图》一卷，《隋志》著录《黄帝明堂偃人图》十二卷，又注云，梁有《偃侧图》八卷及二卷两种，皆非一卷本。《赤乌神针经。一卷亦见于《隋志》。经过对比，日本大宝元年医生研读的书籍大抵多是隋代以前的著作，以讲究人体构造为主。据《旧唐书?经籍志》的分类，叫做“明堂经脉”，如《素问》、《甲乙》、《脉经》、《针经》、《明堂》、《脉决》。而《流注》、《偃侧》按《隋志》排列次序也是经脉学的论著。这些经脉医书不只限于生理病理，往往兼及治疗技术，也就是针灸。其次是药学的《本草》与症候和对症下药的验方。《医心方》卷二第十二曰:“《千金方》云，夫病源所起本于藏府，藏府之脉并手足循环，腹背无所不至，往来出没，难以测量，欲指取其穴，非图莫可，备预之要，非灸不精，故经曰:“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则病无所起，方知针艾之功过于汤药矣。”吴人知聪东渡日本就带有《明堂图》，一百五十年后日本朝廷之医生所修习的医典也以明堂为盛。古代日本所吸收的中国医学的确是汉医的正宗。
另外按摩生和咒禁生，云:“按摩生，学按摩、伤折及判缚之法，咒禁生，学咒禁、解忤、持禁之法。”《集解》云:“按摩者，令他人牵举扬批，或摩使筋骨调畅，邪气散泄也。伤折者，折跌也。判缚者，以针判决折伤之瘀血，是为判也；腕伤之重，善系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