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实证检验 .................................. 52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 52
第二节 相关性分析 ........................................ 53
第五章实证检验
第一节 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选取了474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2699条观测值，其中自变量、调节变量的时间跨度为2007-2017年，因变量滞后两期收集，时间跨度为2009 -2019年。表12列出了本研究所涉及的因变量、自变量、调节变量以及所有控制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最值。
其中，公司创业投资(CVC)的均值为0.905接近1，也即样本企业平均每年进行过一次公司创业投资。样本标准差为1.437，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1，这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公司创投活动差异较大。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FEPU)的均值为0.0003，标准差为0.0004，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0034。这表明本研究所涉及的企业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方面存在差异，但总体上感知程度相对较低。
此外，CEO预期任期(EG tenure)的均值为0，标准差为7.149，最小值为-23.98，表示以行业水平估计该CEO在24年前就应该离任了，最大值为24.94，表示以行业水平估计该CEO距离卸任还有25年。CEO开放性(CEO open)的均值为0，标准差为1.850，最小值为-32.67，最大值为5.020。企业风险承担水平(Risk taking)的均值为0.0752，标准差为0.0966，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3.370。CEO学历(Edu)的均值为3.550，标准差为0.903，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5。高管团队规模(TMT-size)的均值为6.367，标准差为2.505，最小值为2，最大值为23。企业规模(Firm size)的均值为21.284，标准差为0.949，最小值为16.508，最大值为25.693。企业年龄(Firm age)的均值为2.520，标准差为0.459，最小值为0.0082，最大值为3.750。债务资本比(DER)的均值为0.527，标准差为0.685，最小值为0.008，最大值为13.006。组织冗余(OR)的均值为1.656，标准差为1.001，最小值为0.441，最大值为5.962。研发强度(R&D)的均值为0.076，标准差为0.075，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984。投资收益率(ROI)的均值为2.937，标准差为0.074，最小值为-12.839，最大值为54.129。股权集中度(Own-Concentration)的均值为0.323，标准差为0.134，最小值为0.061，最大值为0.924。
第六章 讨论与结论
第一节 研究结论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企业面临的重要外生不确定性之一(Cuypers & Martin, 2010; Folta, 1998; 张成思 & 刘贯春, 2018)，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已有文献指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战略选择(万赫, 钟熙 & 彭秋萍, 2021; 尹达 & 綦建红, 2020)、投融资安排(Chan, Saffar & Wei, 2021; Nagar, Schoenfeld & Wellman, 2019; 李凤羽 & 杨墨竹, 2015; 谭小芬 & 张文婧, 2017)和技术创新(顾夏铭, 陈勇民 & 潘士远, 2018; 阳镇, 凌鸿程 & 陈劲, 2021)等活动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关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的最终影响仍有争论，相关学者并未给出一致结论。此外，值得注意的，由于民营高科技企业兼具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双重属性，经济政策方面的不确定性对其影响尤甚(聂辉华, 阮睿 & 沈吉, 2020)。于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民营高科技企业产生何种影响？企业感知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后又会采取何种行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在何种情境下会得到加强？这些问题成为本研究的关注重点。
近些年，公司创业投资活动发展迅速，其已经成为创业企业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为在位企业转型升级增添了新的动力(加里·杜什尼茨基, 余雷 & 路江涌, 2021)。然而相较于实务活动的快速发展，作为公司创业构念中的重要维度——公司创业投资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这不仅体现在相较于公司创业领域内其它方向，该方向上的研究不足，更体现在该方向上的前因研究相对滞后，仍处于起步阶段(Drover et al., 2017)。针对这一问题，已有研究者站在在位企业的角度开始了初步的尝试。在现有研究中，研究者主要从产业环境和组织特征这两个角度进行解释。从产业环境角度来看，学者们虽已将不确定性纳入考量，但这一脉络的研究多讨论技术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尚未有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讨论。技术快速更迭提高了不确定性，在位企业不得不被动地进行公司创业投资以重构资源(Basu, Phelps & Kotha, 2011)；当市场环境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倾向于采用公司创业投资以获取外部资源(Tong & Li, 2011)。遗憾的是，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外生不确定性变量纳入分析框架的研究付之阙如。同时，由于在位企业设立的公司创业投资项目并不会立即带来现金流量，而是为在位企业获得接触前沿创新技术的途径并提供难得的组织间学习机会，很多文献已将公司创业投资视为可以为投资企业创造价值的实物期权(Ceccagnoli, Higgins & Kang, 2018; Kang, Nanda & Park, 2021; 王苏生, 康永博 & 彭珂, 2017)。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