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文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的既有研究成果，对国际关系中的污名概念予以初步界定，并对污名的生成机理进行了理论提炼。
第一章既有研究及其不足
1.1污名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污名”（stigma）一词起源于古希腊，用于指代道德地位不寻常和不光彩的身份记号，这些记号被刺入或者烙进携带者体内，以此通告其是奴隶、罪犯或叛徒，应避免在公共场合与之接触，1类似于中国古代戴罪之人身体上的刺青。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最早对污名展开专门研究，他将污名定义为一种与社会期望不符合的特征，其拥有者在社会互动中常遭遇身份、信誉或价值受损，并产生羞愧、耻辱和犯罪感。2在戈夫曼看来，污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对身体残疾的深恶痛绝；个人的性格缺点；与种族、民族和宗教相关的集体意识。他强调，污名是一种社会建构，其实质是在特征与成见之间建立一种特殊关系。
此后，在戈夫曼开创性研究的基础之上，众多学者对污名概念进行了发展与完善。由于聚焦的视角不同，对污名的认识也纷繁各异。总体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以规范为核心。例如，马克·斯塔福德（Mark C.Stafford）和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R.Scott）沿着戈夫曼对“偏常”（deviation）和“越轨”（deviance）的探讨，将污名视为与社会规范相背离的个体特征，并指出这些特征并非仅局限于身体，还涉及个体的行为、观念和社会身份；4詹妮弗·克洛克（Jennifer Crocker）进一步指出，受污者拥有某些特征，这些特征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中是受贬抑的。
第二，以刻板印象为核心。刻板印象作为污名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特征，成为理解污名的重要概念和理论视角。例如，安·雅各比（Ann Jacoby）等人将污名视为一系列与人们不希望拥有的特征相关联的标签（label），这些标签会导致刻板印象；1与之相似，帕特里克·克里根（Patrick Corrigan）将污名划分为自我污名（self stigma）和公众污名（public stigma），其中公众污名主要指社会群体对受污者的不良刻板印象，进而显现为社会性的偏见与歧视。
1.2污名及其相关概念辨析
通过对上述污名概念的梳理，可以看出，尽管学界对污名的研究流行已久，但对污名究竟为何这一关键问题仍莫衷一是。这一方面源于污名概念本身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导致各学科研究者的关注重心不同，另一方面则源于当前学界对污名的理解，常常与偏见（prejudice）、歧视（discriminate）、刻板印象（stereotype）、标签（label）等相关概念混为一谈。因此，厘清污名及其相关概念的区别，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污名至关重要。
心理学普遍认为，偏见通常是根据目标群体的不完全信息形成的一种先入为主的负面态度，持有偏见的人倾向于对相反的信息或输入保持免疫，一般而言，偏见假设任何属于负面评价群体的个人都拥有属于这个群体的所有负面特征，而歧视是指偏见所引起的负面行为，是对偏见的行为反应。负面评价是偏见的标志，它通常源自被称为刻板印象的概括性信念。根据李普曼的研究，刻板印象就是人们根据性别、种族、年龄、职业等特性而形成的相对固定的内隐观念或期望，一般与某些特征与行为相关联，有助于节约人际交往中的认知成本。2这种信念可能准确，也可能不准确，但是它是基于事实核心的。需要注意的是，信念并不是态度，但过度概括引起的负性信念往往会为偏见提供支持。3至于标签，其最初仅仅是为了简化认识的一种分类，不论是“标签”还是“标记”，都被视作一种刻板印象的社会学风格别称。4标签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取决于其所指代的特征是否正面。
不难发现，污名概念之所以含混不清，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或多或少都与偏见、歧视、刻板印象和标签等概念有关。事实上，污名与上述概念确实联系密切，但也有着明确的界限。其一，污名是一种贬抑性的负面指称，是一种话语表达与社会建构，而并非仅仅停留在认知层面；其二，偏见、刻板印象可以被视为污名的认知来源6，但其本身并不会产生污名的相应结果，只有当这些认知参与到对受污者的歧视行为实践中，并造成负面影响后，污名才得以生成。
第二章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
2.1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概念与特性
语言作为意义的载体，是和社会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在描述实在的同时也建构实在，可以说，没有语言就没有社会和政治。1话语产生权力，权力反过来又影响和控制话语。2在国际关系领域则体现为，在话语结构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拥有塑造他者观念的主动权。拥有话语主动权，即污名建构权，就是拥有了指称和归类的特权，从而可以在权力较量中占据优势地位。
显然，在国际关系中，污名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指称，而是囊括了意识形态、身份认同、价值取向等范畴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既是观念的反映，也承载着权力运作的痕迹，是权力政治在话语领域的反映。也就是说，污名的话语表述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既是一种负面指称，也是一种权力形式，其实质是利益、愿望的投射。因此，在讨论国家间交往互动过程中的诋毁与贬损行为之前，有必要重新对污名概念进行界定，只有在对污名进行明晰的定义之后，才有可能进一步探究其形成原因、影响以及应对策略等现实问题。
借鉴上述社会学、心理学关于污名的讨论，我们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污名（stigma）主要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在国际社会中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为了更清晰地辨识污名，这里对其特性进行简单介绍。其一，污名具有贬抑性，这种贬抑是含有某种意向和隐喻在内的，涉及道德或价值层面的评判，这使得污名与单纯的指责有根本性的区别。3其二，污名具有持久性。污名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在历史的互动过程中，不仅产生了“越轨”行为，而且产生了“越轨”身份，即使在行为改变之后，身份依然是受损的。4也就是说，污名会持续地附着于受污者，成为其凸显的身份特征。正因如此，有学者将污名视为“持久的困境”（persistent predicament)。
2.2污名成因的社会学、心理学解释
不同学派对污名形成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个体内在心理过程、个体与群体的交往互动过程以及基于文化和政治的宏观社会过程三个层面。2具体表现为两大研究路径，即心理学取向和社会学取向。3前者重点关注微观层面的心理认知，后者则强调污名在社会层面的功能。4鉴于国际关系中污名暗含的权力特性，本文认为，功能主义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中污名的生成更有启发意义。
针对污名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功能主义提供的解释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提升自尊。施污者可以通过贬损污名对象的方式与之进行下行比较，5以此提高个体及群体成员的满足感和自我实现感，从而达成较高水平的自尊；6第二，社会控制。污名化他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加强施污者感知到的或实际的控制感，那些威胁施污者利益与价值观的个体或群体，因为污名而被差别对待，甚至边缘化。此外，由于污名很容易导致刻板印象，施污者可以不囿于具体的信息而对目标群体未来的特征与行为进行推断，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施污者对未知事物与不确定性的可控感；1第三，社会排斥。根据社会同一性理论，在社会互动中，人类会自然地将自己与他者进行归类、认同与比较，从而划分为内群体（ingroup）和外群体（outgroup），内群体成员通常会对外群体成员不遵循群体规范的言行表示厌恶，以彰显自身对群体的依恋与认同，特别是当面对来自外群体的威胁时，这种群体划分使得内群体的反应更加充满偏见，通常表现为对外群体进行严重的贬抑与排斥；2第四，系统正义（system justification）。污名还具有合理化社会现状、为社会不平等辩解的功能。也就是说，社会优势群体通过对少数或弱势群体施加污名来对其进行社会区隔，使后者在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方面处于劣势，加剧社会分层与不平等关系，巩固并合理化前者的优势地位；3第五，群体情绪。尽管焦虑被视为个人所特有的情绪，但是研究表明，对一个群体的完整性和未来的威胁也加剧了群体间的偏见、冲突、对差异的排斥以及污名。4群体情绪导致的污名实质上是社会排斥在心理层面的表现，对竞争性群体的敌意、对外群体的恐惧与忧虑等都是导致污名化他者的心理动力。
第三章强者的攻击：苏联对南斯拉夫污名化的过程与表现（1948-1949年）............................28
3.1污名萌生——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愤怒..........................28
3.2污名发展——苏联对南斯拉夫的歪曲认知......................29
第四章弱者的武器：澳大利亚对华污名化的过程与表现（2017-2019年）............................33
4.1污名萌生——澳大利亚国内的群体焦虑.........................33
4.2污名发展——澳大利亚对华认知的歪曲...............................35
第五章竞争者的工具：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华污名化的演进与表现（2020-2021年）..........................43
5.1污名萌生——美国对华的消极情感定向与焦虑.........................43
5.2污名发展——美国对华认知的歪曲.....................................45
第五章竞争者的工具：新冠疫情暴发以来美国对华污名化的演进与表现（2020-2021年）
5.1污名萌生——美国对华的消极情感定向与焦虑
疫情在中国暴发之初，西方国家重提“东亚病夫”与“黄祸论”的污名，实质上是基于种族主义的偏见，据此认为新冠疫情是中国乃至亚洲面临的问题，而自己可以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