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困境在美国体现得尤为明显。自1月21日报告首例本土新冠肺炎病例以来，特朗普政府忽视早期情报与专家警告，迟迟未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进入3月，美国各地均呈现出疫情暴发迹象，特朗普不得不于3月13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截至7月17日，美国已是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卫生系统效率低下与不公平的情况。与欧洲相比，美国没有建立像欧洲国家那样更公平的福利政策和更完善的全民公共卫生体系，而是以商业医疗保险为主，高昂的医疗保健费用导致疫情早期无法负担检测与治疗费用的弱势群体面临生命危险。2020年4月的一项调查显示，14%的美国受访者表示，由于担心费用问题，即便他们或家庭成员有咳嗽和发烧的症状，也不会寻求医疗帮助。1甚至在新冠肺炎危机之前，美国就有三分之一的成年人因为费用问题而推迟接受医疗服务。2与此同时，社会急刹车式的停摆也给美国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根据美国供应管理学会（ISM）的数据，美国4月制造业指数创11年来的新低，第一季度出现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3经济停滞导致国内失业率激增，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4月的失业率飙升至14.7%，失去了2050万个工作岗位，创下了1939年政府追踪该数据以来最大的跌幅，这几乎将2008-2009年债务危机后美国创造的净就业人数消耗殆尽。4因此，相比于其他西方国家，此次疫情给美国造成的民生和政治后果更为严重。迅速蔓延的疫情和重启经济的呼声交织在一起，成为贯穿美国疫情的主要矛盾，造成美国国内前所未有的混乱。特朗普政府疫情防控上的荒唐表现也引发了美国民众的极大不满。5月28日至6月9日美“真实政治网（Real ClearPolitics）”的民调数据显示，在大选民意测验中，乔·拜登比特朗普领先8.1点。5民意的变化对特朗普今年能否顺利取得连任构成了极大挑战。
第六章总结与讨论
本文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的既有研究成果，对国际关系中的污名概念予以初步界定，并对污名的生成机理进行了理论提炼。本文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污名是一系列不以事实为依据、不以逻辑为参考的简单直白而又极富侮辱性和贬抑性的指称。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指责和批评，污名所蕴含的消极意向以及由此引发的错误联想往往暗含了道德或价值层面的贬抑，背后所体现的，恰恰是双方不平等的话语地位。正因如此，对于受污国而言，污名是难以消除的，甚至会发展演变为施污国对其进行排斥和打击的话语工具，致使针对受污国的污名不断地伴随新的情境扩大和再生产。这些污名不仅严重毒化了受污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为施污国基于污名对其采取带有敌意的行为提供了看似无可争辩的理由。
通过三种污名化互动的案例研究，本文基本完成了对前述分析框架的检验。国际关系中的污名是施污国情感、认知和行为三者综合作用的产物。此外，消极情感的存在虽然是污名萌生的基础，但是并不一定会线性地产生歪曲认知与话语架构。污名能否最终生成，关键在于施污国如何处理国内的消极情感，即是否刻意以之诱发后续环节。当然，必须承认的是，污名生成具有多种诱因，施污国所持的消极情感背后，既有长期的社会文化原因，也有基于现实的策略性考量。本文对污名生成仅仅是提供一种可能性的过程性解释，污名生成的模式以及诱发污名产生的因素及其权重，在不同的互动方、时间、议题、强度等方面无疑存在很大差异。由于篇幅与能力所限，本文暂未对污名化的效果评估以及应对污名化的策略等重要内容展开分析。在案例部分，也仅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案例进行验证，仍需后续丰富案例、扩展其运用范围，并逐步完善分析框架以提高解释力。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探究污名主观建构的进程和影响，有助于丰富学术界对国家声誉、国家形象等相关议题的理论认识，值得学术界展开更为细致的理论探讨并结合更丰富的案例予以实证检验。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