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对于东部而言，其边缘化的根源首先在于河岸阿拉伯人对贝贾人独特的非阿拉伯文化和拉沙伊达人游离于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的歧视与漠视；其次是从英国殖民时期开始，统治者不断加深不同族群与地区在财富与权力方面的不对称，并以权力等级的形式固化了这种不对等。在争取国家独立时期，河岸阿拉伯人通过宗教教派与政党政治进一步巩固了殖民时期形成的阶层分化，将自己塑造成等同于中央政府的统治者。独立后，中央政府与其在当地的代理人共同垄断了东部的政治权力，降低了东部应有的国家政治参与度。此外，土地制度的变更与本地管理制度的废除使东部人民失去了土地所有权，而农业资产阶级则一直通过政治参与来维持其阶级地位和特权，并长期占有生产资料及成果。
当前，东部的不满仍在继续。虽然东部在中央与地方的政治代表性有所提升，但族群代表性不平衡问题仍在，这加剧了东部三州的政治矛盾与分化。社区间暴力的规模和性质在不断升级，贝贾大会党内部也再次出现要求东部自决甚至分离的声音。与东部和平协议签署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当下问题的产生原因仍然是东部边缘化的政治根源没有消除。苏丹的东部危机归根结底是政治问题，并不是表面显现的安全问题。只要权力与资源掌握在以河岸阿拉伯精英为代表的中央政府而非东部人民的手中，苏丹东部就与其他外围地区一样，无法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