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研究将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引入到中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研究中，借助区域公共产品的视角分析中国与东盟粮食安全合作的动因、历程和机制。通过重点分析东盟与中日韩大米紧急储备机制（APTERR），把握中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的现实需求，提出合理的建议对策。
第一章 绪论
１.1 问题的提出
全球农业粮食体系相当庞大，包含农产品生产、贮藏、运输、加工、销售和消费等一系列过程和每个过程的参与者。如果将其看成一家巨大的国际企业，每年其将产出110亿吨的食品以及种类纷繁的非食用产品，如3 200万吨的天然纤维、40亿立方米的木材等。1而其员工数量更为庞大，仅初级农业生产一个环节就提供了全球十分之一以上的就业岗位，在低收入国家甚至占据了就业岗位的60%。2如果将粮食生产的中下游环节（即粮食储存、运输、零售和消费）也计算在内，农业粮食体系更是全球众多经济体的命脉。世界银行的报告《食物的未来：重塑食物系统以提供就业》显示，即使在欧盟这样的发达地区内，食品饮料行业的就业人数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制造业部门。农业粮食体系维护着全球人类的生存与繁衍，承载着人类的繁荣与梦想。粮食安全对世界、对国家乃至每一个家庭和个人而言，极其重要。
在理想的情况下，农业粮食体系应该能够提供充裕的食物以维持生计，满足全人类的需求。农业粮食体系应该具有韧性，具有包容性，具有可持续性，产出丰裕、健康和安全的食物。同时，农业粮食体系应是绿色可持续的，不损害后代的粮食生产和消费。
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全球粮食体系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冲击，联合国粮农组织指出，冲突、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经济减速和衰退等因素长期威胁粮食安全，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农业粮食体系其他环节。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深受影响，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巨大挑战。根据联合粮农组织预估，2020年，全球约9.9%的人口，7.68亿人挨饿，处于严重的粮食不安全状态，比2019年增加1.18亿，无法获得足够、健康的食物。42019年爆发的新冠疫情以及引发的2020年经济衰退，粮食危机进一步恶化，极端天气和长期冲突更是雪上加霜，仅2020年一年食物不足人数就增加了1.18亿。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工作岗位锐减造成的收入减少和购买力降低，严重影响了全世界数十亿人的粮食安全。除此之外，疫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国际粮食贸易。在一些粮食出口国国内政府为稳定国内粮食价格，出台政策，限制粮食出口。
１.2 文献回顾
本研究所涉及的关键性概念有区域公共产品、粮食安全、区域粮食安全合作，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关键概念的内涵，这里将对所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文献回顾。
1.2.1 区域公共产品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拟采用樊勇明和薄思胜在《区域公共产品理论与实践——解读区域合作新视点》中的观点，共同的利益和需求会促使地区内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行动起来，共同设计出服务于本地区的一套安排、机制或制度，域内国家通过协商分摊成本，这种制度和安排称之为区域公共产品（regional public goods）。17 区域公共产品理论源于国际公共产品的研究和扩展，发端于区域化研究。1954年，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公共产品概念。18经济学家认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nonexclusive）和非竞争性（nonrival）两大属性。随后，国际关系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首次将公共产品理论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中。在《联盟经济理论》一文中，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和理查德·泽克豪瑟（Richard Zeckhauser）一文中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切入点，分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认为国际联盟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公共产品，但联盟提供的公共产品与传统公共产品相比，具有“次优性”（suboptimality）和产品供给上的“不均衡性”(disproportionality)。19简单来说，次优性是由于所提供的的公共产品能够被联盟中的任一成员所共享，所以成员缺少提供最优公共产品的动机。20同时，布鲁斯·鲁赛特（Bruce M. Russett）等人采用公共产品理论分析国际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并对国际公共产品进行分类。21此后，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霸权稳定论”以国际公共产品为切入点，霸权秩序的维护和运行离不开霸权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霸权国支付远高于其收益的代价，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是一种“开明的自私自利和安全目标”。22冷战后，伴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学者们注意到了国际公共产品的弊端。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指出了霸权国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具有“私物化”特点，由霸权国供给的公共产品成为霸权国维护其权力、地位和利益的工具。23同时，伴随着全球化与区域化的蓬勃发展，国际公共产品理论愈发捉襟见肘，区域公共产品理论呼之欲出。
第二章 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内涵
2.1 区域公共产品的内涵
1973年，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出版了《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一书，认为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转离不开“公共成本”，而这种成本由某个国家承担，将公共产品理论引入了国际政治研究领域。41公共产品概念起源于经济学，用于论证政府和财政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合理性、互补性，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展和经济全球化，公共产品进入了国际政治学者的视野。
1971年，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这个概念。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罗列了四种国际公共产品，包括国际贸易制度、货币体系、国际安全机制国际援助体系。42英格·考尔（Inge Kaul）等学者在《全球公共产品：21 世纪的国际合作》一书中将国际公共产品面临的供给还是消费的问题划分为三类：全球条件类、自然全球共有类、人造全球共有类公共产品。随着公共产品概念、内涵的不断丰富，发展出“国际公共产品”概念、“区域公共产品”概念。
区域公共产品，相较于国际公共产品而言，区域公共产品是服务于某一区域内的国家，成本由区域协商分摊成本的一套安排、机制或制度。当某地区面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缺失或不足时，区域内的国家在相近的需求和共同的利益下，协商分摊成本，发展出一套安排、制度或机制。而这种安排、制度或机制就是一种区域性公共产品。
2.2 区域公共产品理论的主要内容
2.2.1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驱动力：外部性治理
理查德·科恩斯(Richard Cornes)认为，公共产品与外部性是相互交织。45区域内的公共产品供给影响着区域的所有国家，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负外部性将会波及全体，甚至引发冲突和动荡。因此，治理负外部性成为中国与东盟粮食安全合作的重要动机。
（一）外部性的内涵
外部性是行为主体的行动或决策使其他行为体受损或收益，并由此产生的非市场化影响。46根据效果，可以将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当行为体的活动使得他人或社会获得益处，而受益者无须支付行动或决策的成本，可以称之为正外部性。47负外部性则相反，即行为体的行动或决策损害了他人或社会的利益，但行为主体却没有付出代价。外部性成为政府规范行为体行动的指导原则和正当理由，如何避免负外部行为，鼓励正外部性成为管理的重要依据。
对于区域国家而言，单个国家的行动或决策具有外部性，这种外部性具有超越国界的影响，驱使着域内国家共同行动。在国际社会中，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当一个国家的行动或政策对周边国家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又具有超越国界的特征时，国家与国家的外部性就此产生。48例如，一个国家在生态环境上的改善或是扶贫减贫的成功，将会给周边国家带来益处，而一个国家经济的衰退或环境污染的加重则会波及其他国家。当今，历经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扩展，各国的联系愈加紧密。如果区域内国家通过协商合作建立了一种安排、机制或制度，域内国家都能从中获益，形成负外部性的有效治理。那么，这种安排、机制或制度就满足了国家之间公共产品的定义，可以称之为区域公共产品。因此，区域公共产品与外部性的联系不言而喻。
第三章 中国与东盟粮食安全合作历程 ...................... 16
3.1 东盟紧急大米储备机制 .......................... 16
3.1.1东盟紧急大米储备机制的建立过程 ........................ 16
3.1.2 东盟紧急大米储备机制的发展实践........................ 18
第四章 中国与东盟粮食安全合作的动力与基础 .............. 25
4.1 粮食市场的负外部性是中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的驱动力 .......... 25
4.2 短板效应和共同利益是中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的物质基础 ........ 26
4.3 政治共识和国家意愿是中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的意识基础 ........ 27
第五章 中国与东盟粮食安全合作存在的问题 ................ 30
5.1 合作意愿：诉求不同，凝聚力弱 .............................. 30
5.2 合作基础：体系脆弱，投入不足 .............................. 31
5.3 合作方式：合作机制与组织不完善 ............................ 32
第六章 中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的优化路径
6.1 增强中国东盟粮食安全合作的意愿
东南亚始终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而粮食安全更事关国运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