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本文尝试将场域理论引入社区治理结构的研究中，尤其是着重分析新时代下基层党组织的行动策略及其作用功能的发挥对基层社区治理结构产生的重要影响。
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问题
（一）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改革不仅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导致了我国社会利益格局的快速变化，社区作为对传统单位的补充和代替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矛盾的“集散地”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将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强调基层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是与群众相联系的“最后一公里”。从发展历程上看，我国社区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许多问题与挑战。一是科技创新推动着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型升级；二是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要求社区治理的多元化；三是居民社会认同、权利意识的增长要求扩大社区参与。党的十九大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体系，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十四五”规划纲要进一步指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强调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完善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推进在党组织领导下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这对于引领新时代基层社区治理具备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可以说，时代发展与现实矛盾对基层社区提出了新的要求，迫使基层社区治理模式做出新的调整，从而倒逼我国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积极推动治理重心转移和社区治理现代化。正如部分学者所言：只有建立健全社区治理体系才能推动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也只有在基层社区构建协同高效的社区治理结构才能推动社区体系的完善。因此，构建社区治理多元主体有效沟通、协调配合的社区治理结构是创新社区治理体系、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新时代条件下，党和政府高度强调要充分激发基层党组织潜力，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头雁”作用。同时，从地方治理实践上看，不同地区积极探索社区治理的新模式，而依托党建引领推动社区治理则成为许多地方实践的共识，成效显著，是新时代下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有益探索。
因此，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治理结构何以形成？具体而言，可分为以下三个问题：一是相对于其他社区治理主体，基层党组织有何优势？二是党组织在新的社区治理结构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三是此结构有何特征、有何优势、存在何种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综述
（1）由科层到网络：治理类型的演化及扩展
国外社区建设起步较早，且社区与社区治理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理论成果丰硕，“治理结构”则是国外学界社区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其最早可以追溯至组织理论研究的兴起。
组织结构是西方组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二十世纪初期，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首先决定在组织中设置专门的、具体的计划管理部门。自此以后，相关理论研究就从未中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最早系统论证现代公共行政组织基础和科层制结构合理性的研究者，在其看来，科层制是一种行政管理体制，其由相关专业人员组成，依照既定的法律或规则在较长时期内运作。具体而言，科层制结构按照权责分明、层级分明、非人格化和量材用人等原则构成，具有高度形式化、权力集中化、权责标准化、水平与垂直管理方式高度差异以及纵向沟通等基本特征。1从管理绩效角度而言，科层制在扩大组织规模、强化组织控制以及降本增效等方面极具优势，但也存在许多问题，如：组织内部等级森严、权力集中；机构重叠、权责不清以及官僚主义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公共问题和突发事件层出不穷，各方面的不确定性急剧增加，相较于前工业化时代静态、稳定的社会问题，后工业化时代则明显具有动态、不确定性和跨部门的特征，不确定的社会状况对人类社会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在新的社会环境下，传统的科层制弊病逐渐暴露，面对新的社会问题显得力不从心、难以应对。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公共管理学者以及相关实务改革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一是聚焦于科层制结构改革，通过科层制组织内部结构和权力关系的周期性调整（如政府改组和行政改革），以及新技术革命后科层制组织借助电子政务重塑业务流程、组织结构，以此来达到降本增效和强化社会回应能力的目的；二是引入市场机制，强调科层制转变传统管理方式，通过外包服务、改革绩效和引入新的管理技术等市场化机制以实现“再造政府”，达到增强政府的回应差异化社会需求的效率和灵活性的目的。然而，诸多研究表明：无论是科层制内部的结构调整，还是市场化改革，都难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
第二章 社区治理结构：结构要素与分析框架
一、治理结构要素分析
布迪厄认为：场域就是一定范围内占据各个位置的主体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net work）或形构（configuration）。一般而言，场域有两个主要特征:第一，场域本身是一个系统，是一个被赋予特定引力的关系网络。在这个系统中，各种客观力量被调整或塑造，并施加在进入场域的物体或参与者上；其次，场域本质上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冲突的空间，进入场域中的主体相互竞争，以实现能够在该场域内发挥有效影响的各种资本的垄断，其进一步强调:只要改变场域内各种资本的分布和相对权重，就等于改变了此场域的结构。24皮埃尔·布迪厄认为场域内的主体竞争存在三种结果——要么起而覆之，要么退而维持，亦或者漠然视之，远离竞争；而惯习就是影响场域内主体采取不同策略的关键要素。基于此，可以发现场域的形成离不开“主体”、“资源”和“惯习”三个基本要素，其必然也是场域内结构的生成的关键要素，充分认识“主体”、“资源”和“惯习”三个基本要素有利于社区治理结构的分析。
（1）主体要素。主体是结构生成的核心要素，没有行动主体就不存在结构。正如布迪厄所说：“只是因为有行动者，才会有行动，才会有历史，才会有结构的延续或转变。” 布迪厄认为：场域本身是一个充满竞争和冲突的场所，场域内的各个主体彼此竞争以垄断资源。因此，布迪厄将场域内的主体分为两类：资源掌握者和资源匮乏者，其认为“基于资本持有者的轨迹及其利用自身资源在该领域所占据的地位，使其有一种倾向使其积极行动，要么维持现有的资本分配格局，要么颠覆现有的资本分配格局。”25可见，掌握资源并能够在场域中积极行事的行动者是结构生成的关键要素。同时，场域的行为主体是多元的，个人、群体和组织都能在场域中积极行动。但笔者认为：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中，个人作用被掩盖，难以产生实质性影响，组织逐渐取代个人演变为基层治理中的关键主体。同时，由于组织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相互间的权威关系以及清晰明确组织激励等特质，使其行为是稳定和可预测的，能够有效提升理论分析的准确性，因而组织被作为理论分析的重要对象之一。正如韦伯所言：一旦组织存在，它就有自身的生存动力，并试图为其继续存在找到理由。
二、党组织的资源优势
（1）组织资源。现代社会原子化以及复杂化的特征致使个人的作用被削弱，组织的角色日益突出，而治理结构是社区治理主体在场域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网络，可以将其看作是场域中组织间关系的结构化过程。可见，组织自身资源禀赋的差异是影响治理结构的关键要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调“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都成为工人协会的中心和核心”，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组织资源优势。可以说，党的组织资源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与改革成功的重要法宝。总体而言，可以将党组织的组织优势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严密的组织结构体系。根据党章规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国共产党将党组织从上到下划分为三个层次：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工作机关是党的中央组织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党的首脑机关，领导全党工作；而基层党组织则党组织的神经末梢，被冠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 “最后一公里”。党的基层组织根据党员人数可进一步分为基层党委、党总支和党支部（基层党委应当由100名以上党员组成；50人以上不满100人组成党的总支部；如果少于50名党员组成党支部）；地方党组织是党组织系统的中间环节，是连接中央党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关键；地方党组织承上启下，落实中央精神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对地方基层党组织发挥直接领导和监督作用。从实践来看，通过这种体系完备、职能明确、分工科学的组织结构，将不同职能和地位的各级党组织统一为一个体系，运用民主集中制原则，确保各级组织工作主体的一致性和组织运行的有效协调；同时，依靠庞大的基层组织体系保障对全体党员的有效管理。二是严格的组织纪律。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党组织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是组织战斗力的重要来源。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我们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34。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严格的组织纪律来规范和约束党员行为，可以说，组织纪律严明是党组织的鲜明特征。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将“党纪”列入党章总纲，将“四个服从”作为基本原则，强调“党内不得违背党的纲领和宪法……我们必须时刻注意把那些违反党的纲领、宪法和纪律而不能纠正的人从我们的队伍中清除。”在新时代，党中央始终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并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一。
第三章 案例呈现：上海市S社区的更新实践 ............................ 26
一、案例简介 ......................................... 26
二、案例阐释：上海市S社区的实践路径 ..................... 27
第四章 雁阵结构：党建逻辑下的社区治理结构 .........................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