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政治学论文，从理论自身体系性与完整程度而言，葛兰西完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双重视域转向。这一转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垄断主义阶段所爆发的一系列危机，而且促成了市民社会理论自身的立体化、多维化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存在值得肯定的一面，属于对唯物史观的与时俱进。
一、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传统市民社会理论的现实危机
（一）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失灵
垄断资本主义表现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经济领域所发生的生产集中、资本集中，卡特尔组织蓬勃兴起等一系列特定现象。列宁将其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顶点时期，他在分析金融资本的潜在殖民性时指出：“帝国主义，或者说金融资本的统治，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在这一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呈现出全新表象。
其一，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瓜分呈现出由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的转型趋势。输出国为寻求价格更为低廉的工资、土地与原材料，以及生产水平更为落后的商品市场，纷纷采取输出过剩资本的方式以谋取更为高昂的利润。然而资本这一流通方向不会随着某一次特定贸易的完成而终止，反而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直至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差额足以发起新型殖民扩张运动，从某种意义而言，资本输出的潜在趋向在于殖民扩张。
其二，如同这一概念本身所彰显的那样，垄断组织与金融资本的兴起也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显著特征。同行业联盟组织——卡特尔，企业合并形式——托拉斯，以及辛迪加与康采恩等高级垄断组织的大规模兴起，导致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数基础行业部分地乃至完全地被上述组织垄断。此外，银行及其所持的金融资本经济影响力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得以彰显，银行自身成为资产阶级垄断者。银行的定位实现了从提供基础的存取款服务向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资金链命脉的关键性地位跨越，“由中介人的普通角色发展成为势力极大的垄断者”[3]。
（二）意大利政党政治宣传的结构性失衡
倘若我们将第二国际等修正主义者试图通过经济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改良理路视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下思想危机的外部表现，那么意大利政党自身政治宣传的错位性就应当被归类于构成这一危机的内部原因。在葛兰西关于意大利政党现状的分析中，政党宣传工作被置于首要亟待校正的内容之一，他在总结意大利自文艺复兴时期后群众运动的总体特征时得出结论：“意大利政党在其活动时期的缺点源于煽动和宣传的失衡”[1]。
然而，政党在宣传工作上的错位将直接导致党内各个党员的信念感低下，大比例党员处于无所事事的迷茫状态；与此同时党的群众性联系微乎其微，虽然随着战后群众意识的觉醒工人运动在数量和程度上已经初具规模，然而从本质上工人运动仍处于无组织状态，缺乏统一的富有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此外，由于意共在政治宣传工作上的结构性失衡，导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与“左派幼稚病”等错误思潮蔓延。如前所述，博尔迪加所代表的宗派主义者企图以小资产阶级路线，割裂党与群众的联系，从而标榜其集权地位实现地方对中央的绝对服从，同时，右倾机会主义者极力鼓吹“议会式政党”主张，他们实时地结合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失败经验及其艰巨性，提出“使革命先锋队处于一种消极状态并使共产党不介入直接的政治斗争”[2]，这无疑是对马列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背离。由此，葛兰西针砭时弊地指出意大利政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意大利政党政治宣传的结构性失衡，而这一问题具体表现为意大利共产党在宣传对象、形式及党内教育三重方向的缺失。
二、从公共视域到“私人”视域：作为“私人组织”的市民社会
（一）葛兰西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
尽管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的学理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黑格尔、马克思、克罗齐等人的影响，然而，倘若单就其从公共领域向“私人组织”这一研究视域的转换思路而言，与马克思从宏大叙事的论述逻辑建构市民社会和国家何者具有第一性的关系不同，葛兰西将教会 、工会等教育实体归结为私人机构，进而将私人机构归结为市民社会的双重过程发端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中私人组织的相关论述，因此，对于葛兰西私人视域下市民社会的理论分析，有必要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寻找灵感与痕迹，在这一过程中，葛兰西凭借其“文化领导权”（hegemony）理论规避了马克思等人试图从经济基础出发描述市民社会及其历史必然性的思路，实现了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
所谓葛兰西的继承，即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归类于“私人组织”这一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黑格尔而非马克思。马克思倾向于追溯市民社会的生产力根源进而得出市民社会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这一结论，而黑格尔通过推演市民及其家庭的特殊性指出市民社会的原始私人性特征，因此相较于马克思，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观显然与葛兰西试图从“私人”视域下出发探讨市民社会的运行机制更为贴合，因而成为其理论来源。
（二）“私人”视域下市民社会的运行机制
如前所述，葛兰西将市民社会定位为“私人组织”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从黑格尔法哲学中寻找到理论源头，而他对黑格尔市民社会理论的继承也并非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是通过现实的运行机制实现私人视域下的市民社会由二维设计向三维实体转换的。
葛兰西对于“私人”视域下市民社会运行机制的设置首先表现为现实性原则。倘若我们将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辩证统一原则视为黑格尔规避市民社会最终坠入柏拉图乌托邦式城邦的理论依据，那么葛兰西对于市民社会下私人组织的实体化建构就相应地成为其现实性原则的理论展开。在葛兰西的对政治社会与公民社会的划分中，“私人生活领域只有采用市民社会这个具有整体性意义的概念来表达才能与以民族和主权国家为中心来表述的公共生活领域相对应”[1]，然而两者也非绝对化的对立关系，而是通过夺取并占有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hegemony），从而获得公民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认同与肯定，最终上升至政治社会同资产阶级争取文化霸权的斗争。
此外，葛兰西在市民社会运行机制中所体现的现实性原则也是其历史主义思想在政治哲学领域的折射。历史主义是葛兰西实践哲学的核心内容，是其对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继承与再应用。历史主义在生成论问题上表现为对人民群众的现实关照，即把群众作为历史主体而非与精英群体相对立的盲目性的外在表现，从这一角度出发，历史的产生与发展有赖于作为集体的人的现实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群众不代表抽象的人的概念而是作为具有能动力量且从事着具体生产劳动的主体而存在，历史也并非来源于抽象精神的逻辑演绎，而是不同阶段下实践行动的积累与量变，由此，现实性成为历史主义哲学表征之一。根据现实主义原则，作为“私人组织”的市民社会唯有通过实体运行机制的确立才得以从“天国降临到尘世”，换言之，市民社会实现了从理论建构向现实存在的又一飞跃。
三、从经济视域到文化视域：作为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 ................ 32
（一）经济视域下市民社会的哲学传统 .................... 34
（二）文化视域下市民社会的运行机制 ................... 36
1.学校：市民社会教育职能的承担者 ....................... 37
2.党校：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现实联结 .................... 40
四、葛兰西市民社会双重视域的内在一致性 ............................ 55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关系 ................................. 57
1.市民社会与国家学理分野的逻辑融合 ......................... 59
2.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军事学隐喻建构 ........................ 61
结语 ................ 71
四、葛兰西市民社会双重视域的内在一致性
（一）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关系
如前所述，我们已知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的两大独创视域——私人视域与文化视域并不构成相互对立的矛盾关系，就其自身意义而言，两者只是基于不同方面来划分市民社会的原则性标准。然而其内在一致性并没有简单停留在互不冲突的层次，而是延伸至学理意义高度，成为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分立关系的先决条件。
自黑格尔正式提出市民社会概念以来，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成为横贯法哲学、政治哲学等多个学课分支的热点问题。“黑格尔在政治学说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的理论”[1]，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与国家同属于伦理实体，然而由于两者的普遍性在涵盖范围上有所区别，因此其相互关系表现为分立关系，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首先，就理论阶位而言，国家凭借其更为广泛的普遍性位于市民社会之上，因此两者间在伦理精神领域的辩证运动表现为低级向高低的横向流动，即市民社会向国家的横向流动。其次，由于国家的普遍性在现实领域表现为政治实体的外部强制力，因此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具有第一性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立关系还可衍生为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决定作用。这是因为，在黑格尔的法哲学逻辑中，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运动始终是贯穿其全部伦理实体——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而国家具备最大程度的普遍性[2]，且这一特性在现实领域的表现即外化为政治实体的外部强制力，换言之，法院、监狱等暴力机关的合理性在法哲学层面可解释这一普遍性，因此，尽管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已然包括了警察与同业行会，但是就两者外部性而言，国家始终居于第一性地位，市民社会受制于国家。
马克思在批判继承黑格尔法哲学及其辩证法的过程中逐步完成对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建构。在他看来，黑格尔把握了抽象矛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却没有掌握其历史特征。[3]因此马克思试图通过以下两个步骤扭转该现状：首先，马克思通过还原已被黑格尔倒置的市民社会理论，实现了两者关系的重构。这一过程具体表现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