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纵观市民社会理论的自身谱系发展，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按伦理视域将其作为德性精神的实体维系；18 世纪以来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从原子式的个体出发将其视为民众公众意志的现实集结，还是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法哲学的基础上凭借经济视域从生产力层面对其进行的深刻剖析，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葛兰西所构建的文化视域与“私人”视域是作为市民社会理论的创新性研究形态而存在的。从理论自身体系性与完整程度而言，葛兰西完成了市民社会理论的双重视域转向。这一转向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资本主义制度进入垄断主义阶段所爆发的一系列危机，而且促成了市民社会理论自身的立体化、多维化发展，从这种意义上而言，葛兰西的市民社会理论存在值得肯定的一面，属于对唯物史观的与时俱进。
然而由于葛兰西本人长期困厄于狱中，在理论视野与研究材料上都受到极大局限，其市民社会理论也必然存在一定缺陷。虽然他曾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但他并未沿着马克思已然达到的生产力高度对市民社会继续深入剖析，以致引发国内外学术界针对葛兰西市民社会理论是否背弃马克思唯物史观这一问题的争论。
此外，就其现实意义而言，葛兰西在市民社会理论中对于“文化领导权”（hegemony）的关注不仅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空缺，而且对于我国当今维护马克思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具有借鉴意义。习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1]。在当下时期，面对个别国家企图通过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掩人耳目式的攻击，对于“文化领导权”（hegemony）的把控显然更具必要性，而葛兰西利用学校、教会等教育实体机构维护意识形态独立性与先进性等举措即使在当今来看也极具实用性，对于我国党校及其干部培训班建设发挥了一定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