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摘要：杜润生文集———《中国农村制度变迁》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日前出版。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文集,是中国农村改革与发展的历史见证。
关键词：民主政治 制度变迁 历史见证
杜润生同志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干部,长期从事农村工作。收入本书的是作者从1980年至2002年的53篇讲话和文章。在这20余年中,前10余年作者处于农村工作的领导岗位,其论述主要是回答农村改革与发展中面临的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为中央、国务院提供有关的决策咨询;后10余年作者离开了领导工作岗位,其研究和论述的重点,更多是从国民经济的全局上、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的基点上,探索与农村改革和发展相关联的因素,继续对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研究。通读全书,“用市场经济激励群众,用民主政治团结群众”的表述,可以说是对作者学术观点和领导思想的简要概括。
一
以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家庭承包取代人民公社对土地的高度集中统一经营,是农村改革初期体制转轨和产权变革的突破口。其目标在于重建农村微观经营结构,以适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需要。为了给家庭经营正名,加快农村改革的步伐,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对此作了科学的论述。作者指出,包产到户是受经济法则驱使的,可导而不可堵。这里所说的经济法则,主要是指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法则。同时,作者根据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的理论,阐述了合作制务必注意选择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恰当的结合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借以提高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将集体所有的土地分配给集体的每个成员承包经营,把集体经营和分散经营结合起来,把专业化和经济联合连接起来,把所有权与经营权以及与此相对应的收益权区别开来,正是对合作制的完善和发展。此外,作者还从农业生产的特点上,阐明了在农业生产领域实行家庭经营的优越性是其他经营方式所不能替代的。作者认为,农业是有生命的物质生产和再生产,因此更需要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热情。家庭经营集劳动者和经营者于一身,提升了农民对土地的亲和力,恰恰适应了上述特性。由作者主持代中央和国务院草拟的1982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第一个“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结构。
这个文件的伟大意义,在于第一次由中央正式打破了包产到户的禁区,为包产到户注册了社会主义的“户口”。作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大量存在的事实,说明我国农民的家庭经营,不仅适用于当前,而且能够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有一个繁荣发达的未来。http://www.51lunwen.org/ncjj/近代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农业的经营主体仍然是不雇工经营的家庭农场。这是由于社会分工趋于细化,农业各种服务环节专业化、社会化,使家庭经营在经济上比雇工经营更加合算。对于家庭经营,作者再三强调要长期稳定,并视之为农村政策的基石,这是为了稳定农民对土地的预期,鼓励农民保护好利用好十分稀缺的土地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精细型生产。当然,稳定家庭承包制并不意味着止于至善,将其一切方面都固定下来。家庭经营的缺陷在于经营规模的不经济。作者认为,家庭经营的生产功能将随着农业生产函数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终究要找到适当的联合方式。应当按照市场经济的需要和国家政策的取向,引导农民打破小农经济的封闭性。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合作组织或股份制公司等形式建立利益共同体,共同利用服务业、加工业、销售业,或采取“公司+农户”的形式建立产供销的一体化,加强市场竞争地位,降低交易成本。但是,无论那种联合或合作,都不应改变土地的家庭经营,回到“归大堆”的老路。沿着上述趋势加以引导,将找到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特点的联合或合作形式,实现第二次飞跃。
二
在重建农村微观经营结构的同时,作者强调应与改革宏观经济运行体制相配合,加快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作者认为,改革的实践批判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观点,证明了社会主义需要也可以实行市场经济,由市场配置资源可以带来经济的繁荣。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必须加快产品市场的发育,改变价格形成机制,由政府定价改为市场定价,由交换各方依据自然形成的价格进行交易。就发育农产品市场而言,由作者主持代中央和国务院草拟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即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了改革已实行几十年的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的任务,使农民逐步从过去主要按国家计划生产转变到面向市场需求生产上来,加快了农产品市场的发育,推进了农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实行资源的市场配置,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市场通过价格讯号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保持资源的有偿使用,可以激励和改进资源的利用方式。对于承包的土地,作者一直强调明晰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在坚持土地承包权长期稳定的基础上,鼓励土地的流动,以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作者认为,解决土地流动问题,只能是在公平的起跑线上,靠市场经济的竞争,而不是靠行政手段的调整。
由此而形成的富裕程度的差别,则要靠社会保障制度、财政转移支付和税收等手段加以解决。在土地承包方面的工作重点,要从政策的层面转向法律的层面,即建立法律保障制度,把家庭承包和其他方式承包的使用权认定为一种物权,包含经营权、抵押权、入股权、转让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并与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一起,作为一种不可侵犯的权利,予以法律保护。这样才能避免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劳动力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同样需要按照市场原则配置。作者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人口数量和土地资源不匹配,需要大量向外输出劳力,开辟新的收益来源,以提高农民的收入。政府的职能是使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无序性逐步变为有序性,并发挥各类中介组织的作用。作者还提出了劳动力流动两大走向的见解,一是城乡之间的流动,二是东西部之间的流动。目前呈现的主要是西部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趋势,但是随着西部丰富资源的开发,现时的“西人东流”将变为“东人西进”,在那里再造一个中国。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中小企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作者一贯倡导乡镇企业的发展,称之为农业起飞的一个重要“助推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亮点。作者比喻,如同森林是由草、灌、乔不同植物合成的群落一样,经济活动中也需要大、中、小企业并存。发展多种所有制的中小企业,是在原有的社会经济盘子之外,增加新的经济成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实行“增量改革”的需要。
群众利用小规模资本,在二、三产业领域创业,解决就业问题,并补充原来收益的不足,是群众参与、分享工业化利益的一个好制度,是培养中产阶级、防止两极分化的一种有效措施,也是国民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一支创新力量。作者预测,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力资源聚集于中小企业,成为日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要素。促其进一步发展,从政府来说应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设置相应机构为这些企业提供综合服务,并统筹有关保护、支持、引导的政策法规,提供法律保障;同时完善金融支持系统,建立地区共同技术系统和社会保障制度。从企业自身来说,其中的乡镇企业需加快股份制改制,明晰产权,政企分开,突破地区限制,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兼并重组,向城镇集中,以提高资源利用率;那些私有制的家族企业,应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在市场竞争条件下,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私人经济也将有进有退。作者认为,尽管有这种进退变化,但从总体上观察,混合型经济结构并不会消失。因为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这种经济组合,是和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现状相适应的。在作者看来,混合型经济生命力之所以很强,是因为它可以兼容并蓄,动员多方面的社会资本存量,转化为有效的生产投入品,增加市场供给,满足社会需求。至于混合型经济内含的私人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必要组成部分,可以弥补公有资金的不足,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增加财税收入,他们的管理经验也可为社会所利用。从1980年代中期起,作者就提出了“两个下乡、两个进城和一个建设”的命题,即技术和工业品下乡,农产品和农民进城,加快城镇建设,以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所以将城镇建设作为战略性任务提出,是因为城镇的发展可以为二、三产业提供载体,取得聚集效应。但就整个城市化进程而言,在中国是远远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为此作者指出中国的“城市短缺”已成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瓶颈。为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政府应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创造出一条节省资源与资本投入的城市化道路。城市的发展,需要以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前提,重视吸引多种投资主体参加建设,允许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发展,作好规划,充分利用好稀缺的土地和水资源,实行大中小城市的配套发展。
三
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作者认为必须过好“市场关”和“民主关”。在经济上实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的改革,在政治体制上则要实行以建立民主法制为基本内容的改革。而且这种经济因素的改革和非经济因素的改革,必须相辅相承,协调配套进行。市场经济包含多元化的经济成分,反映到政治上必然出现多种经济主体参与的新格局,只有发扬民主,才能使这些不同要求、不同声音得以充分表达。如果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单纯市场经济的推进,缺乏法制约束,不仅会带来更多的市场风险,而且会引发那些腐败分子权钱交易的寻租行为,或利用改革之机,非法剥夺群众权益,侵吞改革果实,造成分配不公,甚至两极分化等社会弊端。为此,作者强调要配合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适时启动和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作者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民主法制和监督机制。他指出,我国是以劳动人民为主的民主共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