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医学论文，笔者经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三种坐站测试在评估冠心病患者的运动耐量方面均具有良好的重测信度、聚合效度和已知群体效度，可以作为一种安全快速、可靠有效、简便低廉的运动耐量检测工具；
1 前言
1.1 研究背景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工作已成为中国政府优化健康服务与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点问题[1]。冠心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作为心血管疾病之一，具有发病率、死亡率高的临床特点，对人类健康与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与社会压力[2]。大量流行病学与干预性研究表明，以运动为中心的心脏康复(Cardiac Rehabilitation, CR)已逐渐成为CAD二级预防的重要手段，对血管内皮功能与斑块稳定具有积极作用，可有效改善患者的心脏功能，降低再住院率与死亡率，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3-5]。CAD患者运动耐量评估是制定运动处方与实施运动心脏康复的重要保障[6]。且运动耐量水平与CAD患者生存质量[7]、心血管事件[8]、死亡风险[9]等问题密切相关。美国心脏协会医疗保健专业科学声明中明确提出[10]，把提高运动耐量水平作为心血管疾病患者的重要预后目标。因此，运动耐量评估对CAD患者而言至关重要。
运动心肺试验(Cardiopulmonary Exercise Testing, CPET)是指在特定运动负荷下对个体心肺功能储备进行的动态测试和综合评估，是一种整体客观、定量评估CAD患者运动耐量的重要工具[11, 12]。然而，CPET由于设备价格较昂贵，测试步骤相对复杂，检测人员学习曲线较长等情况，临床上并未广泛应用[6, 13]。与CPET相比，6分钟步行试验(6-Minute Walk Test, 6MWT)作为临床常用的步行测试之一，更贴合患者的日常生理状态，该测试不需要大型昂贵的仪器与专业的操作人员，具有无创安全、耐受性好等诸多优势，是临床常用的评价运动耐量的方法[8, 14-16]，是患者心脏功能与死亡率的一个有力预测因子[17]。但是6MWT的空间性与时间性要求仍较高，该测试需要一条30米的步道，测试时间约20~25分钟，且患者测试距离易受步行轨道布局、试验人员的鼓励性语句或行为等因素的影响[18, 19]，探索更简便、有效的运动耐量评估方法具有临床实用价值。
1.2 研究目的与假设
1.2.1 研究目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如下：(1) 探究FTSTS test、30-s STS test与1-min STS test作为评价CAD患者运动耐量工具的可行性，验证三种坐站测试的相对信度(Relative Reliability)、绝对信度(Absolute Reliability)、聚合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已知群体效度(Known-groups Validity)；(2) 探索CAD患者坐站测试表现与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 LVEF)之间的相关性；(3) 利用已有研究证据作为依据，探讨坐站测试预测心血管事件风险的区分能力。
1.2.2 研究假设
FTSTS、30-s STS test和1-min STS test在评估CAD患者运动耐量方面具有良好的信度、效度，可行性好；CAD患者的坐站测试功能表现与LVEF显著的正相关；三种坐站测试能有效地预测心血管事件的高低风险，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2文献综述
2.1 冠心病概述
2.1.1 冠心病定义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 CAD)，是指因冠状动脉血管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导致冠状动脉狭窄、阻塞及血管功能的改变，从而导致的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所致的心脏病[29]。
2.1.2 冠心病流行病学特征
当今，CAD已成为威胁人们生命健康的重大疾病之一，发病率与死亡率均居于各种疾病的前列，被称为心血管疾病的头号杀手[30]。据全球疾病负担最新报告数据(1990~2019年)显示[31]，2019年，全球约有1.97亿人患有CAD，约914万人死亡于CAD，较2017年统计结果(1.27亿人患病，890万人相关死亡)[32]明显增加。
据美国2021年心脏病与中风统计数据显示[33]，CAD是美国心脏疾病中最常见的疾病类型，在2015至2018年约有2010万20岁以上的成年人患有CAD，患病率占7%；其中仅在2016年，与CAD相关的医疗保健支出总额约有893亿美元，给社会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
研究数据显示[34]，2017年，俄罗斯、欧洲国家的发病率位居前列，从区域分布来看，CAD在中东欧国家的患病率最高，且西欧国家的患病率呈逐渐上升趋势，由此造成较大的疾病负担。
澳大利亚2020年健康报告数据显示[35]，2017年至2018年约有58万18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患有CAD，2018年CAD死亡人数占全部死亡人数的11%，占心血管死亡人数的42%，仅2015~2016年度CAD相关的卫生医疗支出约有22亿美元，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
我国心血管病预防指南(2017年)显示[36]，自1990年以来我国心血管病死亡率明显上升，其中CAD等疾病的发病率、患病率与死亡率呈总体上升趋势，产生的医疗费用也在不断增加，医疗负担沉重。一项国际研究数据[32]显示，1990至2017年间全球新增的CAD相关死亡人数，中国约占了38.2%，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这一期间的死亡人数增幅最大。据2020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显示，我国现患CAD人数约1139万，死亡率达128.18~128.24/10万，继2012年呈连续上升态势；2018年，CAD治疗费用高达1549.19亿元，较2017年显著增加，产生了沉重的社会压力负担[37]。
2.2 冠心病患者运动耐量概述
2.2.1 运动耐量定义
运动耐量是指CAD患者在不出现医学体征和/或病态症状的情况下，评价其所能达到或承受的最大有氧运动能力[38]。
美国心脏协会(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HA)早在2000年[39]提出了“Functional Capacity”研究应用的科学声明，指出有氧运动时间、耗氧量、做功效率等指标为临床研究应用提供了重要的诊断预后信息。AHA后续对该指南声明进行了更新说明[40]，指出英文术语“Functional capacity”、“Exercise capacity”和“Exercise tolerance”为同义概念，均是指个体已经进行了个体最大运动测试并进行了最大努力或是个体使用某种测试进行的次最大化功能能力。
《冠心病患者运动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15年)[38]指出，运动耐量代表患者机体从空气中摄取氧气并将其转运至肌肉细胞为线粒体供能(三磷酸腺苷，Adenosine Triphosphate, ATP)的能力，即患者在无危险症状或体征下所能达到或承受的最大有氧运动能力。
2.2.2 冠心病患者运动耐量下降的相关机制
运动耐量下降的病因可解释为心血管系统供氧能力的下降（心脏功能或心输出量），或骨骼肌无法利用输送的氧气（线粒体功能），或两者兼而有之，其病理生理机制因目标人群而异[41]。在健康个体中，运动耐量下降主要受心血管系统向运动肌肉输送氧气的能力受限所致[42]。心力衰竭患者的主要受限原因为心脏功能的下降，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心衰患者的峰值运动心输出量与心脏做功功率分别下降了40%、50%[41]。与心力衰竭患者相反，2型糖尿病与中风患者运动耐量下降的主要机制是骨骼肌摄取氧气能力的显著降低，主要受骨骼肌功能障碍的影响[43, 44]。
心脏泵血功能是决定人体运动耐量的主要因素，需保证能够保持能量生成所需要的氧和血流[45]。运动过程中，随着运动强度的加大，心脏的每搏输出量与心率增加，收缩压与平均动脉压通常也会升高，舒张压维持不变或伴有轻度的下降，心输出量比基线时水平约增加4~6倍；但当最大摄氧量水平达到50%~60%时，心脏每搏输出量正常情况下便不再增加，随后的心排出量则主要依赖心率增加[38]。
3 研究方法.............................. 15
3.1 试验方法................................. 15
3.1.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图................................ 15
3.1.2 研究对象与样本量计算........................... 16
4 研究结果............................... 21
4.1 受试者资料................................. 21
4.2 信度结果.......................... 22
4.3 效度结果................................. 22
5 分析与讨论.............................. 27
5.1 信度结果讨论........................... 27
5.1.1 相对信度结果讨论............................. 27
5.1.2 绝对信度结果讨论...................... 28
5 分析与讨论
5.1 信度结果讨论
可靠性是指在同一评估测试中前后两次时，获得分数的稳定性或一致性，测试的可靠性在于确保评估测量提供的数据准确地反映出个体真实的表现，并表明个体干预前后发生的变化是干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