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笔者认为庐隐的小说充溢着忧郁感伤情怀和浓重的诗情画意，这与庐隐深受古典文学的熏陶是紧密相连的。在这个新旧文化交替的时代，庐隐在创作中实践着浪漫抒情的小说体式，将一幅幅感伤悲凉的意象闪现在一波又一波的愁情苦海里，将一句句带有古典性的语句与现代话语相结合，更添悲哀之美。在这种感伤、悲哀的艺术风格的衬托下，更让人体会到新女性在根深蒂固的男权社会中发出呐喊后的凄惶与无助，强化了文本中小说的浪漫抒情效果。
第一章 初涉文坛与感染时代的哀歌
第一节 时代的哀歌与“五四”问题小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指的是 1915 年在中国掀起的一场围绕着“救亡”与“图存”两大主题展开，以思想启蒙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这场文化运动的矛头直斥帝国主义和以儒道为代表的封建文化传统，宣扬个性解放和自由主义，倡导自由、平等、民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想要借助文学的力量改变国民的思想，用揭露社会的黑暗激起国民对抗黑暗势力的斗志，当时的思想先驱们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应……种种问题。”①认为新文学就应该揭露这些问题，要对“对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提出一种问题，借小说来研究他。”②一时间里，问题小说成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主题，作家们将文学反映现实人生的焦点集中于对社会病态的揭示以及对底层小人物生存困境与卑微人格的关注上。
“五四”是一个哀歌的时代，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的问题小说创作则是奏响了这曲哀歌。“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正如有人坦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五四”时代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为新文化运动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周作人是这样论述中国新文学诞生的过程：“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个时代的结尾，下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如《三国演义》上所说的‘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都已渐渐输入得很多，于是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的提出来了。”③周作人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与两个元素息息相关，一是中国当时所处的危机环境，其二为西学东渐，事实也确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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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感应时代的哀歌：庐隐与文学研究会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有力地打破了文学发展的桎梏，为文学的革命注入了生机，迎来了中国近代新文学的诞生。新文学的团体也应运而生，其中文学研究会成立于 1921 年 1 月 4 日，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新文学社团。它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精神，提倡为人生而艺术，主张文学要反映人生，关心人民痛苦，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对我国新文学运动和社会改革，都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①。庐隐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新一代知识分子，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从传统社会过渡到“五四”新时代的知识女性之一。庐隐是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第一位女性成员，排名第 13。庐隐之所以加入文学研究会，既有她内心表达言说的冲动，又有着偶然的人事机缘。
这要追溯到 1919 年，庐隐几经波折考入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北京女高师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活跃、观念开明的新式学校，在当时是各方面建设都比较全面的女子学校，注重新思想的传播。为了加强学生与社会的联系，更好地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女高师请来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如李大钊、胡适、刘师培、黄侃、周作人等人，来为女高师的同学们上课，他们给禁锢闭塞的女高师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革命气息和新锐的思想。如李大钊为她们教授“社会学”和“女权运动史”以及“伦理学”，传播了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以及世界劳动妇女争取自由平等的动态，还介绍当时的先进杂志《新青年》《每周评论》供同学们阅读。女高师的学生们从老师那里得到的不仅是专业课知识，还有新思想的输入。这些女学生们在家中读的是旧文学传统之作，譬如《古文观止》《论语》《孟子》等经典著作，而到了女高师，大家的阅读内容慢慢发生了变化，不仅有外国文学著作《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等可读，也有与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方面书刊《新青年》《新潮》《晨报》《尝试集》等可供翻阅。庐隐的同班同学苏雪林在自述中曾提起那段校园学习生活时情景：“我们心灵已整个地卷入那奔腾澎湃的新文化怒潮，每天我们都可以读到许多有关新文化运动的报纸副刊，周期性的杂志，各色各样的小册。每天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精神粮食里获取一点营养料，每天我们都可以从名人演讲里，戏剧宣传里，各会社的宣言里得到一点新刺激，一点新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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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庐隐情感经历与爱情叙事的哀歌
第一节 “五四”时代情爱叙事风尚
中国社会中的爱情婚姻问题作为妇女解放问题之一（家庭问题、平等问题、生育问题等等）早在中国 19 世纪末的现代性探索中就已经出现了。戊戌变法时期，维新者由于受到西方婚姻观念的影响和启迪，强调改革旧的婚俗和礼教秩序，宣扬婚姻自由观念，将“妇女之出门晋接”和“自行择配”视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至之俗。”①但当时并未在社会上激起波澜，直到“五四”时期才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关注。
《新青年》作为“五四”时期新思想的中心论坛，率先提出妇女解放运动，当时的新文化倡导者们想要极力推翻封建制度，宣扬民主主义的思想，而妇女解放思想就是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现。陈独秀一开始就对妇女问题给予了关注，他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译文《妇女观》，借该译文的言论向世人宣布女性天生具有和男性同样的能力，同时也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呼吁女子要从他人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恢复其独立自主人格精神：“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②为了让国民更加深刻了解什么是新女性，陈独秀又在《欧洲七女杰》中为国民树立了七大独立女性形象（奈廷格尔、苏菲亚、贞德、居里夫人、罗月、米雪儿、罗兰夫人），并针对封建伦理中轻视妇女的观念和制度给予抨击，提出女子与男子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人格和人权上都应该平等的观点，“居恒以为男子轻视女流，每借口于女子智能之薄弱，犹之政府蹂躏民权，每借口于人民程度之不足，皆蔽于一时之幻象，而未尝深求其本质也。”①封建伦理社会中，人分三六九等，就算男子处于最下等的台，而他的妻子的地位也在他之下，比他更卑微。“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②男子可以任意支配自己的妻子，女子绝对不能有异议和反抗。更有甚者，作为丈夫还能随意支配自己妻子的生死和自由，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卖掉女子，妇女从来没有被当作“人”看待过。这就是封建伦理给女性规定好的角色，是一味听话和顺从的角色，自己的命运却由男人来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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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庐隐自身恋爱的曲折与悲哀性
庐隐，原名黄淑仪，学名黄英，笔名庐隐、露沙、亚侠、云音、冷鸥等。1898年 5 月 4 日，出生于福州三坊七巷后街前清举人黄宝瑛之家。庐隐的身世是不幸的，她的童年可谓“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庐隐在自传中提起自己的童年时，满是酸楚，“当一个成人，回忆到他童年的时代时，总有些眷怀已往的情绪吧！——本来一个人的最快乐的时代，要算是无责任，无执著的童年时代了。但是我却是个例外，我对于我的童年回想起来，只有可笑和叹息！”①庐隐出生时恰逢外祖母去世，被迷信的家里人所讨厌，很少得到父母的疼爱，年幼时常常挨打受骂被责罚。然而，相比于童年时代，她的爱情经历更加曲折、坎坷。
1916 年，庐隐 17 岁，开始了她的第一段恋情。这一年，其母为她张罗终身大事，在她哥哥们的朋友中为她找寻合适的对象。但庐隐心中还是一片天真，她对于结婚毫无兴趣，倒是沉迷于看小说，她觉得看书既可解忧消愁，又带来趣味和希望。特别是言情小说，尤其对庐隐的脾胃。庐隐前后读了《西厢记》《红楼梦》、“林译小说”以及苏曼殊的作品等二百本左右。一个生来多情的女子，儿时又有感情的缺憾，小说里描写的悲欢离合自然会深深地打动她的心。她常常为书中的人物洒下同情的泪水。浅薄的同窗不了解庐隐内心细腻的波动，给她取了“小说迷”的绰号。就是因为看小说，庐隐自己也不曾料到，会演绎出她一生中的第一幕爱情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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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庐隐哀歌的悲剧审美品格..................................63
第一节 庐隐哀歌的情绪悲哀美 ........................ 64
第二节 庐隐哀歌的传统古典美 ........................69
第三章 庐隐哀歌的悲剧审美品格
第一节 庐隐哀歌的情绪悲哀美
读起庐隐的作品，无论是早期的问题小说，还是中后期的情爱叙事，都能感受到一种浓重的悲哀与感伤，这种情绪的悲哀美形成了庐隐创作上的基本美学形态。“文学创作者是重感情、富主观，凭借于刹那间的直觉，而描写事物，创造境地，不模仿，不造作，情之所至，意之所极，然后，发为文章。”②“无论什么东西，到了我这灰色的眼睛里，便都要染上悲哀的色调了。”③庐隐作品中的悲哀情调，并不单是因其个人的痛苦经历，也与当时整个时代的苦难以及新女性普遍的苦闷心理有关。庐隐曾说：“无论是国家，是社会，是世界，是天地万物，都不是与我心没有喜戚关系底。”④因此在庐隐的作品中，我们读到的痛苦不仅是庐隐个人的悲哀，更是整个“五四”时代共有的苦闷情感，作品里所体现的情绪悲哀也有着独特的社会意义与审美价值。
庐隐生于“五四”这一大环境中，社会混乱不堪，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今日的世界，天灾人祸，相继而来，社会上但见愁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