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叙事视角，在法国小说理论家热奈特的著作《叙事话语》中，被称为“内聚焦”，这是一种亲历者的叙事视角。采用这种叙事视角时，叙述者将借助小说中人物的感觉和意识来观察和感知世界，即小说中叙述者呈现的内容是作品中人物经历的种种，叙述者和作品中的人物知道的一样多。限制性叙述视角的运用，作者不仅能以叙述人的身份介绍人物、讲述故事，还能直入人物心理，展现人物在具体语境中的思想和情感变化，使文章更加亲切真实，增加了艺术的真实性和主观的抒情性，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能够产生身临其境的情感体验效果。
结合刘庆邦小说的创作实际，他常常会运用”亲历者“的叙述视角，即在叙述过程中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表现人物心理情感的过程中带有作者对现实生活的感触、感想。《躲不开的悲剧》中，文章以亲历者“我”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华小英的故事。文本中“我”不仅是故事的讲述者，也与华小英相识。“我”和华小英在同一个地方上班，在此期间，华小英展开了对“我”的追求，“我”曾参与到了华小英的生活当中，与她进行过言语的交流和互动。在这一过程中，作者通过“我”细致的描写出了华小英的外貌气质、言语行动以及“我”对她的看法和态度，这是对华小英这个人物做出的描述和评价。同时，小说中还有对“我”自己的心理描写，这大大增强了小说的主观感受，使得小说具有浓郁的个人色彩，小说也因此让读者更具有代入感，显得更加真切可感。《葬礼》则以第一人称“我”来结构全文，讲述了父亲去世“我”参加了父亲葬礼的全过程。真实的写出了少年对父亲的不舍，以及丧父后敏感忧郁的性格。《泥沼》、《太平车》等作品中，作者都采取了亲历者的叙事视角，深入的发掘了主人公的内心，通过对主人公内心真实的思想情感的刻画，展示人物的生命情态、生存状态以及精神困境，作者的情感与人物的情感相融合的同时，实现了对人物生存关怀的深刻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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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刘庆邦的创作还在继续，而刘庆邦的小说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对刘庆邦小说的研究还在持续。大家对刘庆邦的短篇小说评价最高，但是他还创作了多部长篇、中篇小说以及多部散文集，因此，对刘庆邦作品的研究远远不会结束。刘庆邦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对生存困境的书写，源于自身生长的环境和亲身体验，他始终关注于他生长的乡土，以及他曾工作过的煤矿领域，并将乡土的农民、矿区的矿工刻画的细致入微。他对生存困境的关注和思考，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他是记忆的忠实守卫者，苦难的历史是他记忆的一隅；他是现实的关注者，矿工和矿难是他执着书写的方向；他是“家园”的保卫者，纯真的少女是他守护的存在；他还是生活的观察者，城市中的“流浪者”是他细心描摹的对象。他始终站在平民的立场上书写小人物的故事，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琐碎小事，也能成为他小说写作的“种子”。八十年代伊始，西方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写作的方式，在文学界引起轩然大波，“意识流”、“先锋文学”等新名词相继出现在评论家的笔下。而刘庆邦在随时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始终坚守在他的位置上，他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保持着创作的独立性和个性，不随波逐流，是文学界的一股清流。他小说中“柔美”“酷烈”两种风格，他对人性善和人性恶的展现，对乡土和矿区的书写，是其作品突出的特点。当然，在当代文学语境下，刘庆邦小说的价值与局限是一个令人无法回避的话题。例如，他在创作中大量地使用了直接经验，造成了他小说中出现的重复书写等诸多问题。
无论如何，刘庆邦都是当代文坛无法忽视的组成部分，尽管他对人类生存困境的书写和思考并非完美。但是他展现了乡土中国的人们在面对生存困境时，做出的抗争和努力，在面对生存悲剧时，乐观顽强的态度和互助友爱的精神。在商业化写作盛行的时代，刘庆邦坚守内心的原则，即不以利益为目的的创作意图，使得他的作品包含有一种存粹的美感，在这美感之上是他对人物生存的持续关注、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因此，他的小说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