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通观伪满洲国时期文学作品中涉及疾病的创作，不难将其分为两大类，即身体上的疾病和精神上的疾病。相对而言，通过前面三个章节的讨论，可以看到身体上的疾病呈现出比较驳杂的面貌，其意义指向也比较丰富。除此之外，藉由在殖民的大背景下，又涌现了诸多关注到了精神领域疾病的作品，在对其进行爬梳的过程中，分析疾病在伪满洲国的推演路径，由肉身指涉精神。在该时期文学作品中，深处日本统治者治理下，深处畸形、变态环境中的知识分子们，又得上了忧郁症等精神类疾病。疾病书写中病种的丰富，展现了从生理到心理的深入，从肉身到精神的弥满，疾病侵入人的骸骨中还不算，还彻底占领了人的精神世界使得殖民地民众的身体溃烂、精神矮化，成为了常态。下面再枚举出几部文学作品作为佐证。
第一章 鸦片烟雾缭绕的伪满洲国
第一节 鸦片与殖民统治
日本国于 1912 年、1925 年、1931 年在海牙、日内瓦签约，成为签约国之一，加入了有关鸦片与麻醉品国际禁烟公约。但它几乎从未履行过该项义务，以单方面撕毁所缔结的条约之姿态，采取阴奉阳违的策略，大肆进行贩毒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直至完全占领了中国东北地区，于次年 3 月，策划成立了伪满洲国。在此之前，日本早已打好了如意算盘，即借着伪满洲国在名义上的独立，在中国东北大量种植罂粟，制造鸦片和麻醉品。这样，他们不仅可以利用东北地区的广沃土地进行鸦片种植，解决源头上供应的难题，还能够迅速将生产地与倾销地两地合一，将毒品贩售给吾国吾民。再以中国东北为据点向世界各地进行鸦片与麻醉品的交易。在这一套计划周密、运作成熟的计谋深处，还包藏了日本企图开脱自己与鸦片的关系的，将国际社会对鸦片泛滥问题的深恶痛绝的怨火引向伪满洲国政府，将罪名归咎于伪满傀儡政权的用心。对这番祸心的揭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便有过相应的记载：“这是日本所找到的最方便的机会”1。其包藏的意图之险恶，对东北民众伤害之深重便可想而知。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从重重资料中回到历史现场：殖民地人民吸食鸦片，因而患上鸦片成瘾症，吸食鸦片造成了他们肉体活力丧失，带来了精神的萎靡颓废等临床表征。殖民地民众吸食鸦片堕落为“吗啡鬼”的一系列表征被目前日本和伪满洲国研究者们所关注。回望那段历史，曾任伪满洲国政府高官的金名世于1954 年在中国受审时说道：“关东军认为鸦片是巨大的财源，也是对中国人民弱种亡身的工具……以最低的价格，强行售卖种烟人的鸦片，再以最高的价格卖给吸食鸦片瘾者。”2伪满洲国时期，不仅鸦片的流通路径复杂，殖民者将鸦片加之于民众身上的种种手段，更是包藏着他们的险恶意图。殖民者的逻辑往往是先任凭殖民地人民吸食鸦片，不做干预甚至是鼓励他们吸食，再对吸食者的身体进行管理。如将吸食者们放在戒毒所中令其劳动如做苦工，这一部分的吸食者们沦为肉身苦力、任殖民者使役。抑或是利用舆论宣传工具，将因吸食鸦片成瘾的人视为病人，并在举国体制下，偷换概念，将鸦片视为药品，推出这一观念并输入殖民地。于是乎，殖民者逐步形成一套稍加摸索后便可以娴熟运用的管理范式，该套范式产生着连锁反应：统治者将吸食鸦片者视为病人，病人患上鸦片成瘾症后被迫成为肉身苦力。同时，统治者亦利用多种形式进行舆论展演，如利用广告和科普小文使人获取对于鸦片的新的认识，使得鸦片在道德观念上被打入绝对的低地，形成的这一重来自病理学知识系统的压迫，使得鸦片成瘾者彻底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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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与大烟结冤缘的女性：《老妈子日记》《故乡的家》
通过前文中，我们对伪满洲国时期关于鸦片问题的一些社会背景资料的交待和对以鸦片叙事为特色的作品的盘点后，便对日本殖民背景下东北土地上的鸦片问题、鸦片成瘾症状问题，首先有了一个感性的认知。
服用鸦片并且成瘾，鸦片成瘾症确乎成了一种足以写定的病症，最早日本在19 世纪末期于台湾的殖民经验中就早有认定。藉由日本殖民历史中更早期的台湾经验，在当地的医疗卫生研究，可以看到，（他们）认为吸食鸦片（阿片）后形成病症，已在病理学方面得到了确认。1895 年日本统治台湾之后，总督府开始在台推行阿片渐禁政策……阿片不再是一般治药的药房，阿片成为一种药的想象消失了，反而“阿片吸食”本身成为一种疾病，需要被治疗。因此，阿片不再仅仅是药剂一种，而是在普遍流散和鸦片渐禁政策下，成了需要被疗救的疾病。
那么，患上了鸦片成瘾症后的伪满众生又以何种姿态生存着呢？患上了鸦片成瘾者后的一部分女性又是如何生存的呢？鸦片在与卖春等风俗服务紧密结合之外，深入富裕阶层的精英女性的日常生活中，更加令人唏嘘不已。杨絮的《老妈子日记》和蓝苓的《故乡的家》关注的便是这一话题。
杨絮的《老妈子日记》原载于《大同报》1942 年 5 月 10 日、12 日、14 日、15 日、19 日、20 日、22 日，连载未完，后收入《我的日记》，由“新京”开明图书公司在 1944 年出版。全文由七篇日记组成，日记的撰写人是一位老妈子，按说以老妈子所接受的文教水平，理应写不出如此文通字顺、格式有序的日记。形式上，文章虽以“日记”二字命名，基本符合日记格式的也是有“X 年 X 月”的字样而已。内容方面，“日记”为叙述提供了合理的私语空间，叙述视角出入内外，随着表达的需要做出更易，既能够叙述事件、评价周遭人员，又能阐述自身经历、表现自我的态度。又选取了老妈子这一具有特殊身份的叙事视角，她是家庭空间的局外人，便于充分观察这一家人。她自己不但饱受阶级不公平带来的欺压，还一直处于被老爷或语言、或肢体的骚扰的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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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令患者羞于言说的花柳病
第一节 从内部造成民众身体溃烂的花柳病
在上一章，我们回顾了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大量关于鸦片叙事的写作。也通过对作品的分析，看到隐藏在疾病背后的殖民地作家写作时的压抑心绪，殖民地各阶层人民生活的苦楚、颓唐。更结合了社会历史文本中对日本殖民者加之于东北地区的鸦片，对其背后隐藏的暴力和野心予以揭露，更好地回到了殖民地的现场。
绪论中提到了，殖民地的疾病在种类上，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往往都是脏病，被视为道德上有瑕疵的疾病。如上一章涉及到的鸦片成瘾症，从临床表征上一观造成了“吗啡鬼”们的面色铁青、神志不清、暴力失智等。它的病症完全不能与曾被中西方文人痴迷并一度追求患上的肺病相比，肺病具有的某些美学价值，在这里是没有的。肺病的面色潮红、呼吸急促，食欲不振、性欲起伏，情绪的起落不一，都在文学作品的肺病叙事中或被美化或被视为审美的表达。
同样地，对于花柳病（梅毒）这一类疾病的恐惧和隐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在广阔的地理范围中，都有着记录。“从我们的角度看，得了由梅毒之类性病引起的外露的生殖溃疡是一种极不光彩的事。然而，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只是一种有用的手段，用以获得宿主的帮助把病菌移入新宿主的体腔。天花造成的皮肤损伤，同样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身体接触来传播病菌的。”1梅毒的病灶一般位于人的第一性征处，因此它的溃烂与人本身的羞耻感和紧张感是如影随形的。哪怕是站在病菌的观点回望这一重疾病，都不免认为是极不光彩的，与同作为传染病的天花相比，天花的溃烂处是在身体的表面，两类疾病所受到的道德方面的压力完全不同。因为花柳病（梅毒）会给以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往往能够与道德水准的高低相挂钩，“今天，一提起梅毒，我们立刻会联想到两种情况：生殖器溃疡和十分缓慢的病情发展，许多得不到治疗的患者要过好多年才会死去。然而，当梅毒于 1495 年首次在欧洲明确见诸记录时，它的脓疱通常从头部蔓延到膝部，使脸上的肉一块块脱落，不消几个月就让人一命呜呼。到 1546 年，梅毒已演化成具有我们今天所熟悉的那些症状的疾病。显然，同多发性黏液瘤病一样，为使患者活得长些而进行演化的那些梅毒螺旋体因此就能够把它们的螺旋体后代传染给更多的患者。梅毒的缓慢发展和难以治愈从疾病本身的震慑力和可怕程度出发，就足以令人咂舌，它的这一特性给予患病者较少的治愈希望，也由于花柳病（梅毒）具备的传播性，让病人身边的人都避而远之。一代一代的恐惧和在疗愈疾病上未曾有阶段性治愈手段，使得民众对花柳病（梅毒）的恐惧感亦未曾减轻乃至消解。”1即便是在杂志《新青年》中曾连续刊登了对卫生器官保健问题的关注，但还是以高蹈和颇具距离感的态度介绍。如《关于卫生器官一些知识》2《女子卫生器官一些知识》3，真正切入介绍的只有月经和妇科炎症，而对性病话题浅尝辄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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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无奈的诊治：梅娘《花柳病患者》《花柳病患者》
原载于《大同报》1938 年 6 月 4 日，从梅娘的这篇小说中，
可以看到一个因患有花柳病而求诊的患者接受临床治疗的全过程，文中对病名、治疗手段、治疗药品等均有清晰介绍。梅娘的《花柳病患者》中因宿娼而患花柳病的老瓦匠的就医经历是具有典型代表性的，老瓦匠李贵一直拖着不去诊治，直到疼痛影响了自己的基本生活时，才颤颤巍巍地去医院寻求帮助。到了医院后只询问是否有针剂“一〇六”（应是一种俗称“六〇六”的抗生素为主要成分的针剂），在护士和医生的反复鼓励和宽容理解的言语中，才支支吾吾交待了自己的疾病状况和患病缘起。梅娘在该段疾病叙事中选取了一位居住场所不定的劳动者——瓦匠。劳动者居住场所的不确定易造成瓦匠两性生活的缺失，不稳定的生活成为其花柳病的获得的重要原因。同时，“六〇六”针剂在下层民众口中能够被熟练地说出（虽然没有正确表达）也暗示了西医在伪满洲国医疗卫生体系中的广泛被推行，现代性的产物以熟客的姿态进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花柳病搭载于殖民地民众肉体的隐秘部分，从外向内一步步溃烂着民众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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