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文学的内在是要将“人的存在表现出来的不协调推到极端”。长此以往，当代文坛的创作者选择牵拉生存痛觉神经的困境经历作为切入角度，还原生存真相，透视生存本质，追问生存意义，以期从自身出发，介入表达个体对生存历史性和具体性的理解，建构人的生存蕴含超越性与独特性的未竟部分，已成为当代文学自觉参与探讨生存话题的惯性形式。年轻的葛亮也在他生活的时代，带着他的创作加入到这一文学大军中。他选择切身自我日常生活的个体经验作为写作资源，细心揣摩，敏锐感受，以冷静克制的目光恒久打量生命存在的存在状态，刻意放大他们的生存创痛，将之置于困境经历集成的逼仄空间中，与这支队伍一同传递真挚的生命关切，兼及对于生存者的艰难生存抉择展现中流露出的批判和审视之意。在这之外，新锐作家的当代声音和属于作家个性的一面不仅为文坛带来新鲜的质素，也为生存视阈建构的超越性拓展了更加宽广的局面。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2019 年 8 月 16 日，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结果在上海揭晓，前期入围的作品《北鸢》虽然未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但它不俗的创作成绩还是必将令人正视它和其创作者的存在。这部作品以民国两大家族的兴衰荣辱投射中国近现代宏阔深远的历史暗涌，带着厚厚的分量，将一位青年作家推向了文坛中央，这位就是《北鸢》的创作者葛亮。1978年生人，从年龄上来说，属于当之无愧的文坛新锐，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文学天才。“葛亮如此年轻，竟写出那个时代的小说，可想像他所付出的努力和时间。”当代作家聂华苓早已对这位青年作家的成绩表达过惊奇。当代旅美评论家王德威更是不吝褒奖，直接赐予“当代华语小说界最可期待的作家之一”称号。
已经在文坛小有名气的葛亮拥有着不可复制的人生经历，成为同代作家之中“标签”一样的存在。出生于中国的时代转型期，父母高知，成长环境优渥，家世背景显赫。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是其太舅公，中国原子弹之父邓稼先他叫叔公，祖父又是留有《据几曾看》的著名艺术家葛康俞。家中这些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名人，带给他的不仅是念兹在兹的大家余音，为人为事的谦卑傲骨，更将家族百年传承的文化血脉都留了下来，连同故都南京，这座承载六朝历史、收揽万千气象的城，之于葛亮，都成为宝贵的精神资源，激起他无数次的深情回望，成为他往后生活和写作一切的起点。而葛亮自身的选择也为他的人生经历增添丰厚，南京大学本科毕业，赴香港大学拿到硕士、博士学位后，留港高校任教，至今投身热爱的文学研究工作。毫无疑问，除了南京，香港将是他生命中第二个栖身最长的地方，无论是在港大的校园时光，抑或至今留港的感受听闻，香港及周边城市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再到此片地域文艺家们的赋格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也投射于他的创作中。葛亮曾表示，香港这座城市带给他的意义在于提供多元的视野3，当他用充满多元化的眼光看待一切时，同样也带来更多创作创意的碰撞和理解世界的不同视角。走上文创道路以来，香港，与故都“南京”一起，共同构成了葛亮得以依托的重要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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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现状
从目前来看，学界对葛亮的创作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对他的小说创作研究。现有的研究中，结合作家所有作品，进行整体综合考量的成果称不上丰富，且多集中于硕士学位论文；而大部分的研究成果为针对葛亮的短、中篇小说（集）以及长篇小说《朱雀》《北鸢》的单篇或多篇研究，关乎长篇小说《朱雀》《北鸢》的单篇研究业已承担起葛亮历史叙事、文化价值方面的研究主力，探究作者的叙事表达，挖掘出作品在当下时空想象建构中的意义价值。研究涉及内容题材、文化价值、策略风格以及将之置于“70 后”作家创作研究、台港澳乃至华文文学范围研究和作品局限的批判等几大方面。
内容题材研究，可分为历史叙事和城市叙事、底层叙事三个角度。
历史叙事角度主要针对《北鸢》的“民国书写”和《朱雀》中的历史意味。王行、刘雨的《〈北鸢〉：历史的回望与文学的缅想》认为，葛亮的“民国书写”通过三个家族的日常命运遭际，侧面反映出历史真实事件的影响力，传达出葛亮对民国的理解和诠释。而金理的《葛亮的风筝——论〈北鸢〉》提出在一系列近代重大历史节点的映衬下，风筝“顺势而为”“主心骨”“自我拯救向上”的寓意，组织起人物的民国生存叙事。关涉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的丰富信息，体现出葛亮的历史知识准备，也关乎葛亮“还原历史现场，建立历史感受力”的为文尺度。王思佳在《“再谦卑的骨头里，也流淌着江河”——论〈北鸢〉中的小人物的历史感》中提出，葛亮在小人物的塑造上表现出了对于历史真实的感慨、历史文化传承的思考和对历史趋势的看法。周诗婕的《南京的记忆书签——评葛亮〈朱雀〉》认为，《朱雀》形成了“历史的小叙事”，与宏观意义上的大历史叙述对立。刘莹在《想象与记忆的重奏：葛亮的南京书写——以〈朱雀》为例》指出，《朱雀》利用许廷迈的中间人视角在人物的生存遭际中反映出南京的历史痕迹，并在城市历史脉络中镶嵌进了三代金陵女子的伤痛宿命。部分学位论文也对葛亮作品的历史叙事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孟京葶的《理想之光：葛亮小说的历史叙事》和王思齐的《民间视域下的历史书写——葛亮小说研究》两篇硕士学位论文分别从“理想主义情怀”和家族渊源及现代叙事艺术方面对葛亮的小说历史观念的形成和开拓予以过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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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存视阈的丛生困境
第一节 历史“无理性”的残酷盘剥
历史是完全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和发展历程。这一定义显示出了历史的客观存在和内容庞杂性，它满载着历朝历代的沧桑巨变，也熔铸着文明兴衰的完整历程，与时空一起，持续地向前推进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永久线性存在，它的厚重和博大以及其中蕴藏的丰富意蕴始终吸引着后人的注目和探寻。但是历史的存在对于后人的悖论也正在于此，没有一位现存的后人可以挖掘到历史完全的真相，历史成为历史的原因即在于已经留在了过去，“历史”必然是千帆过尽的存在，即使挖掘到现场的所有器物、文书等，也无法完整还原与当下隔着长时间距离的历史现场，关于整段历史的言说，只能通过想象和建构的方式。历史线性的客观推进与历史现场的不可复制，已然将怀想历史的难题摆在了每一位书写历史人的面前，选择怀想历史的哪一方面和如何呈现“历史”无不牵系着书写者观照历史的眼光和对历史的理解。
葛亮就是这支队伍其中的探寻者之一，他用创作探寻历史的魅力，还原历史的现场。他的创作带有鲜明的历史情结，在他不多的作品中，两部长篇都奉献给了历史的书写，一部《朱雀》复现南京城由昔向今的沧桑百年，另一部《北鸢》以家族史为原型写就民国世家的起落沉浮。葛亮对历史的理解秉持着主观与客观的态度，在他看来，历史时代首先是绝对真实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线性存在。《北鸢》中，葛亮择取了他的家族历史，其中的人物基本都是真实存在的，他对于故事的讲述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以家族人物经历为主线再现其在民国的命运轨迹；而关于历史的线性理解就如同他在《朱雀》中再现出的古都南京往昔而至的沧桑，无论世道上如何发生变化，历史的时间线始终推进，不偏不倚向任何一方，由此才有一个城市近百年的完整历程。但历史如何造就人物的品格心性，历史的风物和掌故如何组成历史的肌理和纹路部分，却都是通过后来者的想象和建构来完成的，这是葛亮历史书写的基本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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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求不得苦的情感围城
社会交往，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之一。哈贝马斯认为，“交往行为概念所涉及的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及行为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这些主体使用口头的或口头之外的手段，建立一种人际关系。”1此种方式可“对自己共同的生活联系以及渗入主体内部的生活世界，树立确定的信念”2。人的社会存在蕴含着社会由个体组成的前提，社会交往是个体向由个体组成的社会组织缔结生存关系的实践环节，也是个体在社会中谋求发展的必然选择，社会交往关切着人的本质所在。对于“交往”，巴赫金也说：“两个声音才是生命的最低条件，生存的最低条件”3，“存在就意味着交际”4，以男女两性为对象的“两性交往”是社会交往中的重要一环。
“两性交往”成为葛亮小说中生存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是生存者生存的灵魂所在。葛亮涉及历史时代的《北鸢》中，文笙同仁桢之间随时间发展二人情感的层层推进，呈现出浩荡时代之下的个体细腻婉转的生存印迹，而在现代都市生存的呈现部分，在现代都市典型的多种生存质素中，葛亮聚焦于两性个体外在行为表现直至内在精神体验，凭借对于人性的把握，情感的拿捏，细节的捕捉，将适龄男女交往时的温柔缱绻与情感的缠绵悱恻尽情展现，以丰富的层次呈现出直达心灵的感染力。
他笔下的男女两性交往就好似梦，梦的内容关乎纯然的美好眷恋，但既是梦，就还是会醒来，二人的结果却往往是希望的落空，出于历史命运、社会伦理或者其它各种原因，未能成为眷属，拥有理想的结局，沦为悲情、苦情，人性的多愁善感与念旧情结又让个体无法果决抽身，不免陷入周而复始的心灵苦痛，遭受个体情感的围城困境。而苦情的缔造者葛亮，也在其中谛视，对二人情感的真挚之处悉数传达的同时，也在秉持作为人的客观理性与世俗眼光的衡量，观照着两性交往过程的极端美好和梦幻之中存在的裂隙，历史命运对其情感的倾轧和两性情感与之抗衡的不堪一击，察觉到社会纲常伦理对两性情感基础的质询，感知两性关系中人的一念之间，交缠着遗憾的悲情结果，在过程与结果极端的“撕裂感”中同人们一起去思索始终存在的“求不得苦”两性困境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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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