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问题的提出
通常意义上,人们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发展和改进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然而,在这样似乎不可动摇的论断下却出人意料地出现了一个“反例”,它就是芬兰。直到20世纪90年代,芬兰基础教育方面依然表现平平,在国际视野中并没有受到什么关注。然而十年以后,芬兰在教育方面异军突起,成为国际教育竞争中的一匹黑马原青林,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如今,芬兰教育系统被视为具有优质、高效、公平多重特性的国际典范。芬兰的崛起与项目的推行有着直接的渊源。
由经济合作组织组织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是在全球范围进行的一项大型学生学习质量比较研究项目。PISA计划在34个国家及41个非OECD国家和地区中抽选47万名巧15岁初中生,以纸笔测验衡量他们的阅读能力、数学能力和科学素养(2003年又增解决问题能力),借此了解即将完成义务教育的各国初中学生是否具备了未来生活所需的知识与技能,并为终身学习奠定良好基础。PISA衡量的不是学生掌握了多少学校所传授的学科知识,而是他们运用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测试结果不仅可以反映出各个国家在阅读、数学和科学方面的教学水平,更为重要的,可以反映该国学校系统的教学质量、公平性和效能。
迄今为止的四次PISA测试,(2000,2003,2006,2009)中,芬兰学生的总体成绩前三次排在第一位,2009年测试中排在第三位。在阅读能力方面,芬兰三次位居第一(2000,2003,2009),一次位居(2006);第二数学能力方面,2000年排在第四,2003年排在第二,到2006年位居第一,2009年为第五在科学素养方面,2000年排在第三,2003年排在并列第一,2006年第一,2009年第二。各个年度测试中芬兰表现如下表所示。同时,研究还发现,芬兰不同地区间、学校间、家庭背景的学生成绩差距在所有参评国家中最小芬兰的总体成绩还在不断提高,其基础教育仍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芬兰的教育支出在OECD中仅仅处于中等水平,而其学生却取得了一流的成绩,其基础教育产出率比较高。
芬兰在PISA测试中的巨大成功,引起了各国专家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的关注。人们纷纷去探究一个北欧小国何以能够在基础教育领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对芬兰基础教育成功经验的探索和研究迅速成为教育政策分析的热点。
许多学者从微观学校课程、教育管理、教育政策和实践状况入手,结合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状况,试图找出促成芬兰教育成功的原因。有学者从芬兰课程理念入手,认为芬兰成功可以归结于规范化的课程改革框架,以学生为本的课程改革价值取向,重构作为课程创生者的教师角色(张德启,汪霞)。也有学者将其归结为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如过硬的师资队伍、第三部门角色、宽松的中央政策与坚强的地方领导、改革时代的政策连续性、对现行革新的公认和共识、注重深层学习的灵活责任制、建立信任的文化氛围、高度公平的教育机会、弹性课程设置和学生评价等等(李雪垠,一原青林,一巨石枷,)。也有学者认为,教育的成功不能仅仅归因于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的改善,或是纯粹的课程问题,而是社会、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对教育改革成功影响因素的探讨有很强的实用性,在国际比较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领域,但这种研究范式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芬兰教育系统影响因素众多,其内在相关性则无从把握。同时,虽然研究能够发现影响教育系统的诸多因素,然而,其作用过程和机制如何,则无法获知。为此,有学者采用历史分析方法,对芬兰教育系统发展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芬兰教育系统突出表现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转型有着很大的关联。
正是由于60年代末的综合学校改革,如今教育系统的结构和基本价值才得以奠定。有研究者认为,虽然芬兰的基础教育在短时间内取得巨大的突破,但其改革模式并非革命的激进过程,而是逐步进化的渐进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20世纪60年代之前,芬兰的基础教育和其它的国家一样都在追随着国际上流行的做法。1968年,芬兰领导基础教育改革的决策者发现,采用国际上流行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做法,并没有给芬兰学生的发展带来多大的正面作用。于是,开始寻求一种全新的改革范式,并最终完成了由外向借鉴型到内向创新型的格式塔式的转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芬兰逐步形成了游离于全球化教育改革运动之外的独特教育模式。
第二节研究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在知识社会中,学生除了需要掌握显性知识以外,进行知识迁移和发展独立能力也成为必不可缺的技能。然而,在那些以新公共管理为特征的国家,一度被依赖的问责制、标准化和高风险考试等手段对这些能力的发展却起到了阻碍作用。鉴于此,对这些教育改革进行反思,寻求新的改革道路,成为全球各国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对芬兰教育改革的研究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知识生产和专业发展通常与社会结构和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走势有着紧密的关联。芬兰的教育体系并非孤立的社会存在,发展模式与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有着很大的关联。同时,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重经济利益而轻社会和文化利益的新税收制度的确立,公共教育开始陷入市场规律的逻辑之中。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新右派在国家政治中占据主导,尤其美国和英国,对国家干预政策进行了坚决的抨击,它们解除管制,推行私有化,在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改革,这些政策导致了国家的“回退”。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动,教育改革也超越了主权和国界的限制,处于后主权条件和国际互赖和渗透的国际背景下，芬兰教育改革中国际话语的体现愈发明显。在复杂的国内以及国际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芬兰的教育改革己经远远超出了功能主义者所设定的教育组织和教育行为的范畴,而是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冲突。
一些学者仅仅从教育学的视角考察芬兰成功的因素,虽然可以反映一定的问题,却忽略了芬兰教育改革的过程是在全球化背景和国内政治、文化和经济环境中共同作用的动态过程。抛开这些因素去讨论芬兰教育的成功只会梳理出一些静态理想的模式,并不符合实际的发展演进过程。而只有把芬兰教育改革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置于具体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境下分析,才能还原芬兰教育神话的原貌。因此,本研究摒弃了单纯的教育学分析维度,而是吸纳了历史学、政治科学、社会学和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和范式。其总体框架的构建尝试结合了两大不同性质的方法首先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学者的`毗判社会学,方法其次是由福柯以及葛兰西、斯图亚特·霍尔和阿普尔等建立的“社会学说”。将福柯主义者关于权力—知识的深刻见解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化、全球化的批判结合起来,还原芬兰在国际比较下的真实面貌,并进一步加以再概念化。
二、政策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对于教育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教育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作用。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国际竞争也日趋激烈,世界各国不约而同地将教育作为维护和提升本国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操太圣。在危机和使命的双重压力下,公共教育成为各国体制改革的重点,教育领域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学校改革热潮。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各项教育改革措施的大力推动,我国的教育体制、教育生态、校园权力结构、课程、教材与教法等均呈现出新的景象,学校组织也经历了实质性的变革。我国经历改革开放30年,在各个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在教育领域,通过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逐步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提出,这些成绩可以用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制度的创新和教育科研的繁荣等四个方面来概括。顾明远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1978年至1985年的恢复阶段,1985年至1993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的阶段,1993年至2000年的跨越式发展的阶段。新世纪以来,基础教育进入了深化改革、提高质量的转型时期。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保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必须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地位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切实予以保障。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全面规划了基础教育改革的宏伟蓝图。2001年,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启动了建国以来最为广泛和深刻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2008年8月29日,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制定工作方案,正式启动了《规划纲要》研究制定工作。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教育规划纲要,也是指导未来12年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规划纲要》的制定,标志着我国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教育改革路线的肯定以及继续深化教育改革的决心。然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现成的道路并不存在,而需要进一步探索。在如今新公共管理模式盛行的情况下,在某些领域我国也出现盲目效仿其他国家改革模式,忽略了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形态的影响,改革出现波折。
本研究以芬兰教育改革为切入点,通过对芬兰基础教育改革和教育政策制定的研究,探索芬兰基础教育改革成功的原因,并结合现今国际教育改革的思潮,揭示特定政策环境下教育改革的思路,以期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思路和体系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国内外研究述评
PISA测试从2000年开始实施,而到2001年才公布第一次测试的结果,芬兰从众多国家中脱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