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学论文，本文利用 2006-2019 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经济与制度运行的背后，杠杆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杠杆率的增加整体上扩大了农村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其中，杠杆率对农村内部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而对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内农村居民收入差距都具有扩大作用。进一步的机制路径分析表明，杠杆率提升对农村居民总体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是通过增加较高收入农村居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与非农收入的增长、人力资本投资增加，财产性收入份额提升三种机制路径而实现。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在社会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基础上，社会公平问题逐渐突出，收入分配格局成为影响经济长期平衡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关键因素。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进入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行列[1]，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已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较大影响。个人收入分配问题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收入分配不公、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会引发利益冲突，激化社会不同阶层矛盾，最终造成社会动荡。因此，科学调节居民收入差距对于稳定社会心理，促进生产和工作效率具有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改善按要素分配的机制，使收入分配过程更加合理、有序，其核心内涵就是强调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充分体现我国制度的高效与公平。
宏观杠杆率是指宏观经济主体的负债额与收入额的比，是衡量经济体负债水平与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指标。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般伴随着高杠杆率的形成，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高杠杆率对于金融危机的诱发及其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如何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将杠杆率控制在适当的浮动范围成为了经济学家的重要研究课题。
此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居民收入差距和宏观杠杆率分别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方面，众多学者研究了宏观制度与政策金融发展水平等宏观因素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重工业发展、战略经济开放和人口流动、金融发展水平是其中的重要影响因子；有关宏观杠杆率的关注点体现在杠杆率的衡量标准、杠杆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以及高杠杆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影响。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没有被发掘出来，只有刘晓光（2019）基于一些代表性国家的典型事实经验研究，发现了杠杆率与居民收入差距并非独立的经济因素，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重要关系，杠杆率的提高可能会增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2,3]，因此，加杠杆可能对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有一定的冲击，加杠杆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在此基础上对居民收入差距和宏观杠杆率之间的影响关系进行研究，在该领域的研究中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开拓性。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1 研究思路
经数据调查与分析发现，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区间气候、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差异明显，中国具有城乡分割和地区间发展失衡的基本情况, 并且随着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地区间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大。因此，分别考察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收入分配情况是了解国家层面收入分配整体状况的基础。研究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离不开城乡分割问题，而地区收入差距的变动又对农村内部和城镇内部收入分配起到关键的作用，因此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分别放在城镇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的讨论范围之内[4]。
本文主要讨论杠杆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将全国收入差距分为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分别分析杠杆率对以上三个层面的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差异、作用机制，以及主要是通过哪些中介变量进行作用的，在此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最终提出对于不同区域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的研究思路为：
首先，梳理杠杆率和居民收入差距相关的理论和文献，在此基础上分析杠杆率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进而提出文章的假设。其次，收集国家省级经济报告数据并构建合适的计量模型，对文章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分析，验证宏观杠杆率和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联性。最后，以实证分析为依据，凝练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杠杆率相关研究
2.1.1 宏观杠杆率的概念界定与度量
宏观杠杆率是衡量某一经济体负债水平和判断债务能否持续向好发展的重要指标。根据现有研究，学界对宏观杠杆率制定的衡量方式有：第一，实体经济部门的全部债务与其名义 GDP 的比值，宏观杠杆率是指宏观经济主体债务与收入的比值，可以用负债与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衡量，由金融学定义可知，GDP 数值等于国民总收入，因此，使用某一部门的总债务与 GDP 之比衡量杠杆率是十分合理的[5]；第二，是将社会融资余额与GDP 的比值作为衡量宏观杠杆率的指标；第三，将广义货币供应量与 GDP 的比值（M2/GDP）,即以货币产出比来衡量宏观杠杆率。
根据刘晓光和张杰平（2016）的研究，虽然宏观杠杆率有以上三种不同的衡量方式，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采用以上定义的我国三种宏观杠杆率指标的增长路径是相似的[6,7]，因此，为了与国际主流研究保持一致,本文接下来采用第一种指标来界定宏观杠杆率。
2.1.2 宏观杠杆率的相关研究现状
近年来，国内外关于宏观杠杆率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宏观杠杆率的测算与风险研究。王桂虎和郭金龙（2019）对全球 40 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杠杆率与金融稳定指数的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得出了宏观杠杆率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的关系，对降低高杠杆的必要性提供依据[8]；中国人民银行杠杆率研究课题组（2014）通过加总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普通居民、非金融类型企业与金融类型企业四部门的子杠杆率，对我国经济总杠杆率进行测算与评估，以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角度对杠杆率的安全性以及为不同部门带来的潜在风险进行了综合判断[9]；刘晓光和刘元春（2018）构建宏观层面以资产负债率衡量的杠杆率指标，测算重估了全球 42 个主要国家的杠杆率，并重新评估了中国的债务风险[10,11]。
第二，关于高杠杆率的成因及对策。已有研究表明，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是影响宏观杠杆率的重要因素，纪敏等（2017）从宏观分析的方向入手，得出中国的杠杆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是高储蓄支撑的投资导向增长模式，其次，中国特有的财政分权和行政集权体制造成资金错配与低效，成为高杠杆率形成的重要制度背景，因此，为有效降低或缓和杠杆率增速，应该保证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持续稳定的同时，由市场主导资源分配，尽量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调配 [12,13]；同时，Kumhof 等（2014）通过对两个不同时期高收入阶层收入份额与其余阶层债务杠杆率关系的研究发现，高收入阶层收入占比的提高会带来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增加，从而提高危机风险发生的概率[14]；胡志鹏（2014）认为，规避金融监管的不当金融创新会引发大量金融套利，降低信贷对实体经济投放效率，进一步促进宏观杠杆率上升[15]。
2.2 居民收入差距相关研究
2.2.1 居民收入差距的概念界定
居民收入根据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式。根据收入的形式和来源，居民收入可以划分为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劳动收入的差距从主观上取决于劳动者自身的个人素质差异，同时客观上受外部约束的影响，非劳动收入的差距则仅取决于个人财产的差异；而按照居民收入与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可以将居民收入分配划分为功能收入分配和规模收入分配，功能收入分配是指将国民收入按照生产要素的不同进行分配，属于初次分配范畴；规模收入分配是指将国民收入按照个人或家庭间的关系进行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分配的最终形式。
本文所研究的居民收入差距属于规模收入分配范畴，立足于国民收入分配的微观视角，注重社会个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即居民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
2.2.2 居民收入差距的度量
现有收入分配研究文献中对于居民收入差距的度量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洛伦兹曲线与基尼系数。通过对一定人口比重所对应的收入比重的刻画, 洛伦茨曲线可以直观反映出每个收入阶层的收入比重及各个收入阶层的收入差别情况。基尼系数是在洛伦兹曲线基础上提出的，用以进一步量化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陈希孺（2004）在对基尼系数进行严谨定义的基础上，介绍了基尼系数的点估计和区间估计计算方法[29]；赵玉霞（2011）将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居民收入差异的指标，针对分组数据介绍了计算基尼系数的曲线拟合法和分布函数法[30]。
第二，熵指数，主要包括广义熵指数（GE 指数）以及泰尔指数等。广义熵指数来源于信息理论，其在测量收入不平等程度时，可以将总体的收入差距分解为组间和组内差距，并且能够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二者对总体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广义熵指数越大，代表收入差距越大，反之，收入差距越小。泰尔指数是广义熵指数的一种，具有广义熵指数可分解行等优点。
第三，变异系数和加权变异系数。其中，变异系数是样本值的标准差与其均值的比值，是部分居民收入与全国人均居民收入之间差别程度的体现；后者是在变异系数基础上考虑到人口规模的作用从而进行优化的指数，由美国经济学家 Williamson.J (1965) 首先用来衡量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加权变异系数与区域间经济发展差异成正比例关系。
第三章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 15
3.1 宏观杠杆率产生与居民收入差距形成的理论基础 .......................... 15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