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
4.1.1 指标的选取
（1）被解释变量
本文将城镇居民就业率作为整体城镇居民就业水平的代理变量，城镇居民就业率为城镇就业人数与劳动力总人数的比值。
（2）核心解释变量
前一章已衡量评价了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根据变异系数法对 IFI 进行了测算，该指标为普惠金融影响就业效应实证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详细数值见表 3.2。
（3）控制变量影响就业的因素有很多，普惠金融只是其中之一，在相关结论以及数据的可得性的基础上，本文分别选取了五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消费水平、开放水平和投资水平。
人口数量（popu）：劳动力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众多文献已经证实人口数量会对就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将该指标用各地区年末总人口的数量表示，并作对数处理。
经济发展水平(gdpzz)：经济快速发展能解决就业不足方面的问题，而扩大就业能够使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用各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表示。
消费水平(consume)：消费影响着劳动力的需求与供给，通过扩大社会生产，带动经济与就业增加。本文消费水平用各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 GDP 的比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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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充分就业自古以来就是各个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重点，近年来我国就业量和规模不断扩大，但就业增长速度却在下降，就业形势依旧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仍需扩大对影响就业因素的研究。普惠金融理念刚好为解决就业难问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普惠金融通过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转移企业多元的融资需求，降低其融资约束，从而带动就业。
怎样才可以更好的发挥普惠金融的作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已成为了近年来的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发展普惠金融，能够缓解金融排斥，促进就业。本文将宏微观方向、理论及实证方向作为立足点，对不同阶段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文献进行全面整理。在对就业与普惠金融进行界定的基础上阐述了普惠金融影响就业的相关理论，分析了普惠金融影响就业的直接传导机制与间接传导机制，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状分析与实证考察部分，本文首先采用变异系数法从普惠金融的渗透性、可得性及使用效用性三方面对国内 31 个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研究，其次由就业结构与规模两种角度研究分析了目前我国城镇居民的就业情况，最后对我国普惠金融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作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我国 2007-2019 年31 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普惠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就业的直接促进效应得到了验证，对于不同地区以及不同产业的城镇居民就业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城镇就业总量的增加，即验证了假设一：普惠金融能促进我国城镇居民就业。分地区来看，普惠金融对东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就业的影响都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也具有异质性，地区不同，受到普惠金融就业促进效应也有所不同，基于由大到小的顺序进行排列，那么受到普惠金融促进效应顺序分别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即验证了假设二：对于不同地区，普惠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分产业来看，普惠金融虽不能使我国第一产业城镇居民就业增加，但能使第二及第三产业城镇居民就业大幅增加，其中第三产业城镇居民就业增加的系数最大，即验证了假设三：对于不同产业，普惠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就业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与前文的结论相一致。
第二，普惠金融对我国城镇居民就业的间接促进效应得到了验证，普惠金融可以通过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就业的增加，本文以全国整体、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城镇就业作为研究对象，将 GDP 增长率作为门槛变量，确定普惠金融对增加城镇居民就业的具体效果。对于总体城镇居民就业的门槛回归，由于普惠金融能逐步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微小企业的融资门槛，均衡资源分配，为其全面利用金融资源提供有力支持，因此其对就业的推动作用在持续提升。普惠金融对我国第二产业城镇居民就业的门槛回归结果表现为倒 U 型，在未跨越经济增长的门槛前，由于第一产业的转移，第二产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不断提高，在跨越门槛后，就业又逐渐转移至第三产业，使得第三产业城镇居民就业增加。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