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危机论文，本文主要讨论了金融危机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深入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影响机制及中等收入陷阱相关影响因素，最终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本文对影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进行探讨，结果显示金融危机的发生、政府过多的干预经济市场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产生负向的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原始的资本积累有利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对外开放程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第二、结合对典型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定性分析与对样本数据的实证析，本文得出“金融危机是影响中等收入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个重要因素，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这一结论。在对金融危机与中等收入陷阱关系的考量上，本文以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及东南亚国家金融危机的发生情况与经济增长关系做初步定量分析，发现这些经济体陷入了经济增长—金融危机—恢复—再次危机的恶性循环。为进一步证实金融危机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本文进行计量模型回归。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并参考相关文献，将一个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停留30 年作为统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值，其中金融危机主要包括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三种类型。运用固定效应、面板校正标准误差、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广义矩估计等模型，证实了金融危机与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意义
2007 年，Gill & Kharas（2007）在世界银行研究报告《东亚复兴：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一词，指中等收入经济体经济增长失速而长期徘徊不前，难以进入高收入行列的现象。也解释为：中等收入国家“被主导成熟产业、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主导技术迅速变化产业的、追求创新的富国挤压在了中间”的窘境。2010 年，世界银行（2010）又将中等收入陷阱进一步表述为：“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中等收入国家一直挣扎在大规模、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长市场。”
世界银行和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 2012 年共同发布了题为《中国 2030：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从 1960 至 2008年，101 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 13 个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剩下的 88 个经济体要么依然停留于中等收入阶段，要么又退回了低收入阶段。即是说，在近50 年的时间跨度里，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从世行的报告及后来一些学者的研究来看，如：马晓河（2010）、蔡昉（2011）、全毅（2012）、Hill et al.，(2012)、朴馥永（2013）、张晓晶（2015）、Agénor &Canuto(2015) 、朱富强（2016）等，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是“产业”困局的基本观点，如果将产业比喻成果实，一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低垂的果实已经摘完，而高悬的果实又够不着，进而在产业上陷入了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面，于是本文并不否定“产业”是影响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根据世行公布的数据，在 2010-2017 年间，中等收入经济体年人均 GDP 增长率位于 3.67—6.24 之间，高收入经济体年人均 GDP 增长率位于0.77—2.26 之间。值得注意的是，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 GDP 增长率并不低，而一些中等收入经济体依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困境。那么，中等收入经济体为什么会面临这种情况呢？姚枝仲（2015）指出，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中等收入经济体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要大于高收入经济体，即中等收入经济体比高收入经济体更不稳定，而中等收入经济体的经济不稳定性主要是由于其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一个经济体金融危机的发生，会导致该经济体经济严重的衰退。IMF(1998)的报告以 31 个发展中国家为样本研究发生银行危机所导致的后续效应，结果表明发生银行危机经济体要使经济恢复到发生银行危机之前的水平约需要 3 年的时间。Cerra et al.，（2008）通过严格的计量研究得出，经济危机或者货币危机的发生将使得一个经济体遭受持续十年的产出损失，货币危机造成的年产出损失高达 4%，银行危机造成的年产出损失高达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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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中等收入陷阱一词提出以后，并非没有质疑的声音，刘福垣（2011）、叶德磊（2013）、朱天（2015）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芝加哥男孩”炮制的概念，是以虚无的“宿命论”来为新古典经济学政策的无效性提供的辩解。
一些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不存在的概念。Anderson(2011)将划分成组的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作为研究对象，结果发现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几乎一样，因此其认为根本不存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伪命题。姚枝仲（2014）通过对低收入国家、中收入国家及高收入国家经济增长率的统计分析，认为即使按照较高的增长速度，低收入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也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而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的区间界定太宽，所以，即使按照较高的增长速度，中等收入国家走出中等收入阶段的用时也会较长，于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就会较大，尽管其没有否定中等收入陷阱，但对“中等收入陷阱”一词的准确性存疑。多数学者认为，中等收入阶段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经之路，和其它阶段一样，都存在停滞不前的可能，不应该把这一现象过分夸大，“陷阱”一词的运用有些言过其实，表述不够准确，如刘福垣（2011）、江时学（2011）等。罗斯托经济起飞理论提出发展中经济体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需要漫长的时间，“中等收入陷阱假说” 低估了经济体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艰巨性，其要害是使得部分经济体在追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发展焦虑症”，片面追求 GDP 增长甚至陷入 GDP崇拜。
但因其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大多数经济学家接受了这一概念，如姚枝仲（2015）一方面认为中等收入阶段（大约从人均 3000 美元到 12000 美元）跨度太大，即使正常增长也需要很长时间，“陷阱”一词难免偏颇，但另一方面又认为众多国家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陷阱”一词也有其合理性。郑秉文（2011）、蔡昉（2011）等认为，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注意，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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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等收入陷阱与金融危机的界定
第一节 中等收入陷阱
一、中等收入阶段的划分
什么是中等收入阶段？如果将全球所有的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进行从大到小的排序，那么处于中间水平收入的经济体就是处于中等收入阶段。自 1987 年以来，世界银行采用图表集法，把各国以本国货币衡量的人均国民收入转换为以美元来计价，对 200 多个经济体的收入水平进行分组。世界银行在确定当年分类标准时，以 1987 年最初的人均收入为基准，再参考每年美国、日本、英国及欧元区的平均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①。在 1987 至 1989 年，世界银行所公布的高收入经济体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边界都是 6000 美元，2017 年高收入经济体与中等收入经济体的人均收入边界都是 12055 美元。截止 2017 年，世界银行连续 31 年对经济体的收入分类标准进行了公布，对于世界银行历年的分类情况本文做了统计，后续 5 年见表 2.1，对于各个阶段经济体的个数，1987-1991年及 2013-2017 年的情况见表 2.2 和表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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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金融危机
一、金融危机的界定
本文在量化收集各经济体金融危机数据的过程中，共包括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 3 种类型。数据的来源主要是 Reinhart & Rogoff (2012) ①一书及 IMF 报告 Laeven &Valencia（2018）②，共包括 171 个经济体 1970-2017 年的数据，数据统计了三类金融危机发生的时间、银行危机的持续期等指标。在48 年间，大多数国家都至少发生过一次系统性银行危机，而只有阿根廷、刚果、乌克兰发生了 2 次以上的系统性银行危机，分别是 4 次、3 次、3 次。货币危机共发生了 236 次，在对各类经济体发生货币危机的次数进行对比分析后发现，低收入及中等收入经济体发生货币危机比较频繁，高收入经济体很少发生货币危机，对于主权债务危机的情况也是如此。高收入经济体发生主权债务危机主要有 2 个国家，分别是由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所导致的 2012 年希腊债务重组危机和 2013 年塞浦路斯债务交换。
二、金融危机发生的类型
图 2.5 描述了样本数据库各年份发生银行危机、货币危机、主权债务危机的次数，3 种类型危机的整体趋势都是上下起伏的。主权债务危机的数量在 20世纪 80 年代中期达到顶峰，这主要是由于拉丁美洲国家发生主权债务危机的数量增加，土耳其、秘鲁、厄瓜多尔、巴西等国这段时期发生严重的主权债务违约。货币危机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达到顶峰，随着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许多以出口为主导的经济体由于商品价格的下跌使得本国货币大幅度贬值，2015 年货币危机的数量又达到了峰值。银行危机的峰值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墨西哥、巴西、阿根廷和受到 1997 年亚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