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组织主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和计量方法的完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研究热点。由于早期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现阶段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集中在金融组织主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金融结构演变的决定和影响因素、产业结构决定论和要素禀赋决定论等领域。
关键词:金融结构 经济增长 资本配置
现代经济理论在回答经济增长动力和各国经济增长殊异问题时,试图从各国要素积累率、资源禀赋、国民教育程度、制度建设的差异上得到经济增长非一致收敛的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内生增长理论的兴起和计量方法的完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主流结论是:一个好的金融体系能够节约信息和交易成本,有利于储蓄率的提高和储蓄向投资转化进而提高资本积累,推进技术进步和经济长期增长。但金融发展理论中金融结构理论对经济增长是否起作用、起多大作用、通过什么途径起作用,迄今为止仍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一方面离不开经济增长理论本身的发展完善,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人们对金融发展、金融功能演进的认识。
1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早期研究情况
金融的基本和核心功能是配置资本,对其配置主体、配置结果和配置功能按不同的标志进行划分就形成不同的金融结构,金融结构影响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有关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可以追溯到郭德史密斯(Goldsmith),他利用35个国家1860—1963年的数据,证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尽管不同的国家的起点各不相同,但各国存在一条主要的金融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金融结构的变化呈现一定的规律性[1]。郭德史密斯(Goldsmith)开创性地揭示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其局限性表现在:第一,忽视金融结构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将金融复杂结构中的一种具体结构,即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或金融资产相对规模这一特殊结构当做金融结构的一般结构,有以偏概全之嫌;第二,注重金融结构量的研究,忽视了质的拓展,也没有吸收它同时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而在分析其对经济增长影响时显得乏力。
之后麦金龙(Mckinnon)和肖(Shaw)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麦金龙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结构的扭曲总是与金融市场受抑制相伴随,要获得金融发展,必须消除金融抑制[2]。肖从金融深化的角度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体制脆弱和金融市场不发达(资本配置主体缺陷)是由政府的干预扭曲造成的,要使金融结构深化、经济得到发展,就应消除政府的干预,使利率自由化,资金配置市场化[3]。麦金龙和肖的研究中系统描述了发展中国家金融结构包括资本配置结构低效的现象,但把其原因归咎于政府根据自己的偏好分配金融资源,损害金融体系在配置资源中的功能。因此,强调通过价格变量调整(取消利率高限和汇率市场化)、减少政府对金融的控制(革除政府对贷款的直接管理和导向,允许金融机构引进新的工具和服务,拆除新金融机构的进入障碍,鼓励竞争以及对国有金融机构进行股份化或私有化改造,改变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等)来改善资本配置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麦金龙和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在分析金融和经济增长关系时价格变量被看成是同经济增长关联更大的金融因素,金融结构包括资本配置只是政府控制价格和对金融机构控制的结果,它自身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第二,其模型中主要集中于货币层次,这种研究方法限制了对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复杂关系的深入分析,而且容易产生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相互割裂的误导。 由于在经典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范式中以不存在任何信息和交易成本这个非现实的假定为基础,因此,金融结构包括资本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不到应有重视。即使在经典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技术进步的外生性假定,金融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当然资本配置效率作为金融结构作用的结果也不在经济增长理论的考虑范畴内。再加上计量方法的限制及20世纪80年代金融自由化改革出现的金融危机,在麦金龙和肖以后的20年间虽然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致力于发展和完善金融结构理论,然而其研究仅限于对麦金龙和肖的理论进行计量检验,未能得到实质性的发展[4]。以致罗伯特卢卡斯(RobertLocus)认为,金融对经济不起什么作用,经济学家们过分夸大了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发展经济学先驱》论文集中虽然包括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论文,但是根本没有论及金融问题。
2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最新进展
20世纪90年代随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兴起和计量方法的完善将固定的进入费用和固定交易成本纳入了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之中[5],金(King)和莱文(Levine)开始放弃了既有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转而寻求建立一种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一般金融发展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6],从而突破了麦金龙和肖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分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目前有关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层面: (2)金融组织主体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一个世纪以来,人们围绕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孰优孰劣、哪种体系更能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早在19世纪,许多经济学家就认为前者在动员存款、转化投资、实施公司治理方面更有利,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制度环境不完善时期;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资本市场在配置资本、提供风险管理工具、缓解势力庞大银行产生的问题时更有利。最近十多年有关金融主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再次成为热点,其争论交点在于:
第一,获取信息的有效性。银行主导观点认为银行易于获得企业和经营者的有关信息,降低管理成本,因此有助于资本配置和公司控制[7~8]。特别在法律和制度基础设施差、合约执行不力的环境下,银行比市场有效。而且斯蒂格里茨(Stiglitz)从流动性和市场条件下公司融资成本出发指出:证劵市场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价格不能真正反映市场业绩,导致优秀的公司上市成本过高,严重阻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9]。而且发达市场使得信息迅速公开,将产生严重的免费搭乘问题,从而弱化了个体投资者获取信息的激励机制。而银行能够缓解这方面问题,因为它在同企业长期合作中形成了稳定的关系,不必要在公开市场上马上公布有关信息[10];但市场主导观点认为尽管银行在收集、处理、进一步发现信息上更为经济、有效,但在一些非规则的情况下(例如,有时决策人在应该去收集哪些信息并如何去处理这些信息方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银行却反而没有效率。因此,在那些情况多变,充满不确定性和创新的环境中,银行在信息获取上并不占优势,而竞争性的资本市场在扩散信息信号,向投资者传递信息方面更为有效[11];同时市场鼓励调研企业,因为在大的流动性强的市场里,可以从信息中获得利润[12]。
第二,控制风险和治理结构的有效性。银行主导观点认为,虽然金融市场能够分散风险,但不能对加总冲击进行分散,因为市场是不完全的。首先是信息不对称,而金融合约只有在所有交易方都满意的情况下才能签订。其次交易所需的时间和货币成本也阻碍了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因此,在积聚安全资产储备用来平滑加总风险方面,银行比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能提供更有效地风险防范措施促进经济增长[5]。有实力的银行能够更有效地督促企业偿还债务,尤其在契约合同执行不力的国家[13~14];布特(Boot)和赛克(Thakor)则认为银行作为投资者的协调组织在监督企业、减少贷款的事后道德风险方面比协调性差的市场更为有效[15]。因为在高度流动性市场,投资者可以方便地卖掉所持证券,因而他们很少有激励去参与企业治理与控制。市场越发达,越是阻碍公司治理和经济增长。而且在高度流动性市场中助长了投资者的短期投机[15]。市场主导观认为,势力过于庞大的银行迫使企业从事过于保守的投资,从中抽取大量租金,留给企业极低的利润,这样一方面使得企业没有激励机制去从事创新活动;另一方面保护同银行关系密切的企业免受竞争压力最终将窒息企业的创新。企业从内外两方面失去活力[17]。而且这些大银行由于受到较少的管制,更容易同企业经营者达成串谋,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妨碍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银行热衷于投资于劳动密集性产业和达到政治目标,将一国企业平均规模作为企业道德风险的衡量,企业规模平均较大的经济体中,市场主导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金融体系[18]。
第三,动员资本稳定经济的有效性。银行主导观点认为银行能够有效动员资本,实施重要战略,达到规模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垄断银行结构可以减少银行间的过度竞争,防止由于银行过度竞争造成的金融不稳定[19][13][20]。市场主导观认为银行可能贿赂企业管理层,损害了外部人利益,导致阻碍竞争、公司控制和创立新企业,从而不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从德国获得的证据表明德国的有些银行向公众误传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要求企业领导层做某些损害企业的事[21],通过95个国家1980—1997年的研究表明股权市场自由化能使经济平均增长1%[22]。殷剑峰在拉姆齐模型中引入外生的中间品生产技术,论证存在道德风险的条件下,市场主导体系要比银行主导体系更容易采纳新技术,但存在经济增长陷入不对称信息陷阱的危险[23]。吴晓求从金融体系形成的外部影响因素、金融功能的内生演变和金融体系的微观结构变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