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金融管理论文，本文运用组合赋权的方法对贫困指标进行测度，得出实证结果: 其中处于非贫困的家庭数量最多，占据了样本的 90.4%极度贫困和严重贫困的家庭比例分别是 2.30% 和 2.80%，剩下 2.38%的家庭处于初级贫困 2.12%的家庭处于比较贫困，3273 个城市家庭皆能通过测评模型进行评分，判断其是否贫困，准确判断贫困程度。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全世界的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有贫困问题这一难题。自党的十八大说到 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党把解决人民面临的贫困问题摆在了重要位置，脱贫攻坚取得显著成效。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齐头并进，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了许多问题。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水平显著提升，人民富裕状况有改善，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新特点也为贫困问题的解决提出新要求。在城里还是有很多的家庭经济来源缺乏，城市的最低生活水准都没有达到。据国家统计局 2020 年二月公布数据表明，2019-2020 年 2 月，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约为 842.1 万人，其中黑龙江，吉林，辽宁人数较多分别为 58.6、42.9、38.9万人。西部省份如贵州宁夏低保人群较为广泛。
国家对于生计困难的人的保障越来越成为我们衡量社会是否在进步与发展的标志物。但当前我国缺乏科学系统的贫困指标体系对贫困人口进行有效的识别和针对性的帮扶，从而降低贫困人口的返贫风险。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我国现行贫困问题深入研究，值得关注的是大量研究证实我国多年推出的精准扶贫工作虽然未将多维贫困指数及其相关指标作为官方的贫困标准进行公布，但实际上从效果来看不仅局限于收入贫困，多维贫困思想贯穿了精准扶贫的实践。且早在 1985年左右，国家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便有了相应的战略部署，但扶贫计划主要针对的是农村地区，对城市贫困问题关注度不够。当下国际社会疫情笼罩下的阴影久久未曾散去，国内经济在逐步好转，贫困人口的返贫风险加大。如何对城市贫困人口进行更为精准的识别，再根据实际情况对有需要的人群提供及时的帮助。
1.2 研究综述
1.2.1 国外相关研究
随时间推移，国外学者越认识到只用经济来源标准来衡量家庭是否贫困限制太多，他们开始尝试从多方面来衡量个体和家庭贫困。Max-Neef(1993)提出应从活着、保障、感情等 9 个方面来来考察一个人能否获得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满足从而更好地发展。Sen(1999)在能力方法层次上还提出了多维贫困理论，说到我们不光要注重是否有生存的基本能力，还要考虑社会的一些权利是否有覆盖。Nussbaum(2003)学习了能力理论后用十个基本素质来测量贫困的情况。一些世界性组织也开始研究学习并且公布了他们的结果，1996 年 UNDP 在《1996 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能力贫困指数(CPI)这一概念，CPI 实质上体现出一个人在生活上或是其他方面受到不公程度。1997 年 UNDF 在《1997 人类发展报告》中第二次说到人类贫困指数(HPI)，HPI 中含有活着、认识和行动三角度的信息构成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 2010 年正式公布了由阿尔基尔团队得到的多维贫困指数。
1.2.2 国内相关研究
城市贫困有其独特之处，农村的贫困测度国家规定了统一的标准，通常采用贫困线来划分贫困与非贫困。城市贫困在识别上更为困难，仅仅以收入为导向进行划分或者是用贫困线进行测度最终得出的结论偏差较大，城市贫困人口可能面临“百里挑一”的局面，这与事实相悖。
印度经济学家 Amartya Sen 在 1997 年提出的多维贫困让许多专家都有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拓展了全新的研究范围，这也衍生出一些东西比如组合式的贫困，这就是多维贫困的基础。刘坚(2006)指出识别贫困可能会偏离目的，主要是由于扶贫资源未精准投放到最需要的人手中。为了提升识别的效率与准度，降低在过程中产生的误差，业界众多学者做出了积极的尝试。Albert Park(2010)的研究发现，由于不同部门之间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国统局在识别多维贫困这一方面采取的方法是划定一个经济标准，如果低于这一标准就认为是贫困；民政部则有不同处理方式他们认为是丧失劳动能力才能划成贫困，两者的统计存在差距。识别口径不一样，数据有误差，国家划拨的资源没有有效对接，我们需要在国内统一一下区别方法。区分开多种贫困、将这些合总和分离方法是 Alkire 和 Foster(2011)提出的，是一种用于构造指标的方法。在针对城市问题时，专家们选取了知识水平、家庭的物质基础、保险覆盖面、环境脏乱程度、经济来源、居住、水质、家中用的电器等指标（叶万普、王军，2003；李佳聰，2011；王小林，2011；侯卉、王娜、王丹青，2012)。罗小兰和曹艳春 2010 年基于 AHP 方法创造出了一套方法针对城市贫困进行识别，数据主要取材于上海的一些街道，采用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得一些数据，然后用模型进行分析。
第 2 章 多维贫困测度理论
2.1 贫困的定义
贫困长期存在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究其本质，它是一种权利的缺失，是指有一些人在生活上没有获得一些必须的用品从而难以生存，在技术上匮乏没有得到培训，而且对个人意识的引导不够（同春芬，张浩，2015）。乌德亚·瓦格尔（2020）指出使用最多的界定方法是经济状况，主要包括收入消费和福利三个方面；第二个标准是能力，强调除收入消费和福利以外的其他因素；第三个指标是社会排斥，指在满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外由于被排斥在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之外造成的贫穷，认为三种衡量角度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不能一味地孤立看待，而应该系统分析。
在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时候，人们在意绝对贫困。最早绝对贫困业界的说法是:经济来源的加总不能得到人体要用的物品，比如吃的穿的和居住的地方等（B. Seebohm Ｒowntree，1997），我们最初对贫困在现金上是这样界定的。当国际的物质条件变好，我们更加专业地去理解贫困，社会一些补贴没有了、对不可抗力事件的应对也和贫困是有关系的。另外，贫困和不公平像孪生兄弟，本身就是相对的。单纯讲概念，和绝对贫困不同的在于，相对贫困主要反映相对“在实力上的差距”，因此具有变动性、非绝对性和非客观性、不对等性等特点，（陈宗胜、沈扬扬、周云波，2013）可看出在一个时间、空间下，是否容许社会的包容还有对机会公平是否关注。（L. Menchini，2012）综合而言，在经济不太好的时候，绝对贫困问题突出;当经济发展地越来越好时，相对贫困出现较多。
2.2 多维贫困测度指标
多维贫困的测量出现之后，对城市多维贫困，专家绞尽脑汁尝试很多时候会参照农村的贫困测量方法进行改进。罗小兰、曹燕春（2010）采用利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挑出顶层级指标（生存物、劳动力），从而得出一些低层级指标（经济来源、花销、资产、家中结构、身体情况、知识与就业、社会保障）还有一些三级指标；李昌勇（2014）采用了 CHNS 数据，选取了经济水平、水源状况、公卫情况、电力情况、家用设备、医疗保障这几个指标利用 A-F 方法进行分析。
AHP 层次分析法作为一种主观的赋予权重值的方法，这类方法根据各个数据之间的离散程度相关性等来对指标进行权重设定，结果更加科学。罗小兰、曹艳春（2010）研究城市的家庭，运用 AHP 方法创造了一个体系并对上海普陀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单维度测度贫困容易遗漏，发现普陀区家庭贫困状态大致呈正态分布，指标体系通过权重设置使指标之间相互制约更加规范化和科学化。伍国勇、张丽婧、任秀（2019）利用组合赋权法对于贵州两百多家农户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单一收入维度测量贫困存在很大局限性，组合赋权模型使用更加公平公正更为合理，贫困识别中应重点考虑收入因素综合评价致贫原因。黄强、刘滨、刘顺伯（2019）利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确权创建了一个贫困识别的指标体系计算两年的各指标数据测度值得出结论江西的扶贫绩效逐年升高，但在一些地方仍然有上升空间。故在本文中，将采用层次分析法与熵值法结合使用，提高权重设定的科学性。
第 3 章 我国城市贫困特征和成因............................ 15
3.1 城市贫困特征................................. 15
3.2 城市贫困成因.................................... 15
第 4 章 城市家庭贫困识别实证分析.......................... 18
4.1 数据来源及处理............................. 18
4.1.1 数据来源.......................... 18
4.1.2 数据预处理........................... 18
第 5 章 城市多维贫困致贫影响因素分析.............................. 35
5.1 解释变量的选择......................... 35
5.2 Probit 模型 .................................. 36
5.3 模型拟合和致贫影响因素分析...................... 37
第 5 章 城市多维贫困致贫影响因素分析
5.1 解释变量的选择
之前有很多学者分析过了，家庭贫困会和“知识水平”“身体状况”还有“家庭结构”扯上关系，所以我在这里选取了家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