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化--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
在体制改革方面,当前“适应全球化”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显然是进一步增进适应能力,以化解“入世过渡期”中难免会出现的各种体制摩擦。为此,进一步研究和认清WTO的“产业效应”和“制度效应”,显然是中国社会科学学者义不容辞的课题。
WTO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大致可归为两个方面:其一是更多利用比较优势逐步优化产业结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入世”后,中国经济增长已明显加速。2002年,GDP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年增长率提升到8%;其中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年增长率12.6%,比上年提升2.7%!其二是要求我们彻底反思中国法治的现状,加速市场制度的“成熟”和“升级”。[1]一般说来,经济的“健康水平”往往要比其“运动记录”重要。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以开放促发展”的思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治化,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为此我想拟扼要探讨以下三点。
第一,WTO要求认真落实“先规则”与“显规则”的法治精神
自1986年中国提出“入关/复关申请”后,国内讨论热点一直是“入关利弊”等经济问题。其实,原函数比导函数重要,认识WTO首先需要的是法学家,更基本的问题也是法律本身。2001年“入世”后,中国政府曾公布有关“入世”文件,但两天后就急忙回收。原因据说就是法律条文翻译难以到位。
从经济学角度看,WTO无非是个国际性(制度)公共品,“入世”无非就是“购买”这个美欧产的“泊来品”。讨论其影响,首先有必要认清其“效用”(性能),而则是确定其“价格”和性价比。作为国际制度公共品,WTO的基本性能是刚性地要求成员国进行“法治”接轨,否则不可能实现“用对话代替对抗”和“用秩序替代冲突”的基本宗旨。WTO的“买主”和直接“消费者”是政府,这显然意味着“入世”无异于一轮新的改革开放。
尽管WTO是由数以千万页计的法律文件所构成,但其基本原则却只有9条:公开、透明、公平、竞争、可预见、非歧视,等等;而这些原则所要求的基本工作也无非是:抑制和改变“后规则”和“潜规则”传统,贯彻和落实“先规则”和“显规则”精神,保证信息机制的合理和畅通。说到底,是要进一步变“人治”为“法治”,以有效进行国际经济合作。
人类的合作(包括国际经济合作)是一个“规则-合作-(再)规则-(再)合作”的无尽的链条。就这个链条的每一环而言,先定规则还是后定规则这个逻辑顺序极为关键,可谓“法治”和“人治”的分野之所在。就极端意义而言,“人治”的基本手段用“候选偏好”去定“选举规则”(用“因变量”去求“自变量”)。显然,其实质是一种“非规则”。
至于“显规则”,所针对的是众所周知的“潜规则”。它对于理解亚细亚文化特别是中国人的合作,可谓异常重要。“潜规则”同“第三种调节”概念还不是一回事。它可以是“市场规则”抑或“政府规则”,只是看不见和不定型而已。其实质是对“既定规则”进行“无规则的增减”,显然这也是一种“非规则”。由此,“潜规则”也可以理解成“后规则”的一种特例,并与之相辅相成。
遏止“潜规则”与“后规则”等非法治传统,对于明晰“投入产出体系”和抑制“分配性努力”、从而确立市场竞争机制和提高(国际)合作效率,应该说是“无声处”的“惊雷”!
第二,“减少行政干预”和“废止朝令夕改”,势必进一步优化“投入产出体系”
博弈论、“囚徒之迷”范式、电脑模拟实验都已经表明:两个无政府主义者在无权威、无规则的条件下,只要相互交易能无穷持续,合作规则就能趋向合理或曰“效率”。而如果得知交易将会终结,则在终结前的一轮中,双方将都有动机选择“背叛”,“树倒猢狲散”之前,通常都容易原形毕露。可以推论:在“一张白纸”条件下,“交易连续不断”是合作规则效率、连贯的前提;而在(非法治因素)“积重难返”条件下,“朝令夕改”则是鼓励“投机”、“背叛”和纵恿“分配性努力”的诱因。“朝令夕改”所意味的是规则不稳定、不连续,所体现的是“后规则”和“潜规则”。长期以来,它已经导致传统中国和现代中国的一系列弊端。
加入WTO可以从两个渠道使上述问题改观。其一,“制度接轨”势必提高中国政府企业法规的规范程度,而国际规范通常都比较稳定和连续。“入世”后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承诺,法治建设步伐可谓日夜兼程。2002年国务院30个部门共清理法规2300多件,其中废止830件,修订325件。其二,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将本可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尽可能多地交给市场。“入世”第一年中,国家行政审批项目第一批就已经取消了789项;2003年“两会”前又进一步取消了406项。其中涉及经济管理事务的241项,涉及社会管理事务的105项,涉及行政管理及地方事务的60项。[3]
一般说来,“市场竞争机制”要比“政府指令机制”更有产出“效率”,尽管更有可能忽视“公平”。“入世”后“行政机制”的迅速收缩,已为市场机制的成长让出了巨大的空间。这对于简化和透明中国经济的投入产出体系非常重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行政改革已开始成为瓶颈。而“入世”在这方面正好及时地发挥着很好的加速作用。这次两会期间,一些有识之士就认为:我国行政改革已经从过去的“瘦身”转变成现今的“健美”;已经从过去的“加减法”转变成现在的重新“排列组合”。“计委”和“对外经贸部”的撤消,“商务部”和“食品药物监管委”的问世,还有“国资委”的创设,都是非同凡响的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的大手笔,可以说不亚于当年改革总设计师小平同志“撤消人民公社”的壮举!
第三,“矫正信息扭曲”和“抑制分配性努力”势必改变“职责体制含混”的局面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突出问题就在于个人“权责账户”朦胧。就责任的归宿而言,“集体负责”容易导致“没有一个具体人对某一具体事负责”。谁愿意少要“自由”而多要“约束”?结果,权力通常都是个人的和具体的,而责任则却往往是大家的和抽象的。这个问题应当说非常地危险!
改革“职责含混”的局面,不仅需要对“经济人”的动力进行分流,而且需要“矫正信息扭曲”和“规范人才认证”。在知识经济新时代,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源,而“人尽其才”的关键又在于“知人善任”。就优化“人才认证机制”而言,CCTV“全国电视歌手大奖赛”评选模式及其中的竞争原则和法治精神,应该说是一种难得的借鉴。[4]
至于“动力分流”,经济学和经济史都已经表明,人类“爱财”和“爱权”这两种动力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创造奇迹和造福人类,但是千万不能将二者在同一目标上将二者联成一体,而必须加以分流。否则,“经济人”就会不辞辛劳百般钻营,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去追求这样一个“名利双收”的岗位,直至给自己的同胞制造苦难。“事业”和“企业”出现分工,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重大进步。因此,现阶段国内事业企业界限模糊的状况,恐怕值得关注。
“动力分流”在“人治”条件下通常比较艰难。原因不仅在于“南郭先生”不喜欢,而且也在于中国的封建传统和习惯势力。千百年来,中国的“升官”和“发财”几乎一直是同一个概念!而在“法治”条件下,由于必须坚持“先规则“和”显规则”原则,因而合作交往就能够持续、公开竞争也会出现。“人才认证”和“选举程序”就能够趋向“效率”,“金钱扭曲”和“权力扭曲”[4]也才能得到矫正。进而,“个人努力”和“利益预期”之间就有可能出现一种“合理对应”。“赚钱的不辛苦、辛苦的不赚钱”,“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之类的转型期的怪现状,都必将成为我们有趣的回忆。
“动力分流”和“认证规范”,还会进一步导致人们的“偏好显示”趋向及时和真实,并让“人才”(包括先富者)敢于冒尖和不再忌讳“人怕出名猪怕壮”,人们的创造力和企业的活力才得以充分激发和长期持续。其结果势必是经济的健康持续增长。相反,如果“既要沽名又要抗病”,则“报喜不报忧”等误国现象恐怕就很难杜绝。这次“SARS抗战”中,中国信息机制和激励机制的改观如此迅速,以至于国际社会能如此刮目相看,应该说离不开全球社会(WHO,虽非WTO)的规范和约束。而这显然也是本论题的一个生动有力的佐证。
[参考文献]
[ 1 ] 萧琛.论“入世”对市场制度的“成熟效应”和“升级效应”[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4).
[ 2 ] “国务院决定再取消一批行政审批项目”[N]. http://www.51lunwen.org/ 经济参考报,2003-03-02.
[ 3 ] 萧琛.中国文科学科制度建设与经济学精神[J].中国社会科学,200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