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法律文本中不确定法律概念的过多使用，导致行政执法主体不明确、执法权限不明确等问题。同时，在执法实践中，执法部门对网络交易虚假信用评价行为的处罚力度不足，致使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收益。网络交易失信行为具有较强的虚拟性和隐蔽性，对执法部门的信息监测能力形成考验。因此，应针对性解决上述问题，明确行政执法主体及其权限划分，提升网络交易信用信息的监测能力，综合运用柔性治理和刚性监管，形成多元共治、人人有责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在司法实践中，网络交易虚假信用评价案件存在严重的证据偏在现象，举证责任分配不公，交易弱势一方尤其是消费者证据收集困难，消费者诉讼成本高，维权积极性不高。对此，应完善网络交易虚假信用评价行为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提高受害者的维权积极性。通过强化书证提出命令的运用，保障诉讼两造实质平等。同时，要进一步明确“虚假宣传合同”的违法性认定标准、构建完善的司法追责体系，不断优化网络交易虚假信用评价纠纷案件的司法救济机制。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