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经济法的本质，我国法学界惯于从整体利益的角度来思考，而本文却从增量利益的角度来理解。笔者认为，正由于经济法与民法的本质区别集中体现于增量利益与存量利益的区别，所以经济法较之民法更能有效地促进和保障经济发展，应当成为现代法治模式的主导。笔者还认为企业法和竞争法作为经济法体系的两大部分，分别对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微观领域初次调整和宏观领域再次调整，共同规范增量利益的生产和分配。
一、经济法是最有效地保障经济发展的法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解决了民族独立问题之后，继而需要解决的是民族发展、民族振兴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是硬道理。”我国的法治就要围绕这个中心去进行。
实行法治有一个以何种法律为主导的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通行以刑事法律为主导的法治；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以民商法律为主导的法治。我国作为后发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创建以经济法为主导的法治。这是因为经济法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是公正地保护人们的发展权益，进而使发展达到秩序化的法。与传统的所谓私法和公法相比，它特别适合我们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
首先，笔者把经济法定位于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其理由是经济法起源于社会化生产，而社会化生产的根本特点在于它可以仓（造出无限增多的剩余，经济法就是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并相应地进行剩余的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的法。
我们说，社会化生产可以创造出无限增多的剩余，但这并不等于说过去时代个体生产就没有剩余。诚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社会脱离动物野蛮阶段以后的一切发展，都是从家庭劳动创造出无限增多的产品除了维持自身生活的需要尚有剩余的时候开始的，都是从一部分劳动可以不再用于单纯消费资料的生产，而是用于生产资料的生产的时候开始的。”②可见，生产剩余古已有之。对于这里恩格斯所说的剩余，我又把它称之为增量利益。增量利益就是指劳动产品超出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而剩余对人们来说就是一种增量利益。由于：“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③因此，剩余对社会、国家和个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增量利益而且也是一种发展利益。社会化生产与个体生产相比，不在于两者是否有剩余的生产，而是社会化生产可以创造出比个体生产多得多的剩余，也即可以更多地生产出增量利益或发展利益。
不论古代还是近现代，虽然都可生产剩余，但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个体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却不存在增量利益关系。因为个体生产者创造剩余，只是他个人的事情。而在社会化生产中则是由许多人来共同创造剩余，所以必定会发生人们生产剩余并相应地进行分配剩余的关系；此外，社会化生产还造成了实现剩余和再分配剩余的关系（本文在后面另有论述）。因此，增量利益关系是在社会化生产中所特有的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关系，是过去早已存在的所谓私法和公法从来没有也不可能调整的一种社会关系。
由于经济法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它就公正地保护着人们的发展权益，这就可使我们从法律上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其次，笔者认为，私法和公法中涉及调整经济关系的部分，并不直接与保障经济发展有关，而经济法却直接保障经济的发展。以民商法为核心的私法，涉及经济的部分主要是调整商品关系或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而商品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存量利益关系。具体来说：第一，民法的所有权就是对人们的既得财物或称存量利益进行法律确认，并保障其不受侵犯；否则，应追究加害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使受害人的存量利益得到弥补或不受损失。第二，民法的债权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进行商品交易（各自存量利益的相互让渡）的权利。它表示让渡存量利益的一方可享有一种请求权，即有权要求另一方让渡等量的利益，使自己失去的存量利益按照等价交换（等量利益相交换）的原则回归；否则，便可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由此可见，私法涉及经济的内容，主要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存量利益关系，它公正地保护人们的存量利益，保障人们在商品关系中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但是，私法在调整上述存量利益关系的同时，不考虑当事人的存量利益是否包含增量利益，即是否包含自己创造出来的剩余。在当事人之间相互让渡产品时，即使包含增量利益，也未在制度中得到反映，仍是存量利益的交易。另外，作为私法核心的民商法，虽然为企业和公民个人同样提供了反映价值规律的法律环境，对公民个人或企业为力求生产更多的剩余形成某种外部压力，但由于公民个人与企业有各自的特殊性，企业内部也还有人与人之间创造剩余的关系需要调整，这使得民商法有些力不从心。而经济法却可使企业在外部压力的作用下，把企业中的一切积极因素都调动起来，使企业充满活力并增强其外部竞争力。
至于所谓的公法，它涉及经济的方面是超经济强制地从物质生产者那里征收管理国家和社会的费用，这对国家与物质生产者的关系来说无疑是一种减量利益关系。既然征收的费用只是用于国家实现其政治文化职能，如用于保卫国家安全、维持社会稳定和实现其他政治文化职能；并没有用于向企业投资，那么这种费用就成为非生产性耗费，对生产者来说是不能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耗费，所以，这里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便是减量利益关系。一方面国家无偿征收一定的费用，对满足治理国家与社会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征收如超越生产者的承受能力，又必须限制其滥用公权。这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减量利益关系，通常由公法调整。但是，如果国家出于调控人与人之间在竞争中的增量利益关系并直接用于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目的，这时的国家已作为社会经济管理中心来发挥作用。因此，调整这种关系的法就不是所谓的公法了。
总之，私法主要存量利益关系，公法主要调整减量利益关系，这两类法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已经存在，在资产阶级创立了社会化生产以后，它们也继续存在，但它们都没有反映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增量利益的需要。所以，只有调整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生产和实现剩余（增量利益）并相应地进行剩余（增量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关系的经济法，才能最有效地保障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二、企业法——国家对人们在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初次调整的法
企业法亦称微观经济法，主要调整企业内部生产、分配剩余（增量利益）的关系，是国家对社会化生产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进行初次调整的法。其功能是保障企业充满活力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一）企业法主要是调整企业内部增量利益关系的法
企业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创造。这个创造曾引起了并还在继续引起人类社会的大变革：一是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变革。企业使许多人结合起来生产，突破了个体生产者智力与体力的局限，可以无限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从而使超出劳动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也可以无限增多，经济便可以无限增长。二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大变革。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大变革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与之相应，其中必定会发生新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企业中共同创造剩余（增量利益）和进行剩余（增量利益）分配的关系，这可称为企业中的增量利益关系。这两个大革命必然会引起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或慢或快的变革，企业法由此出现就是法律变革的开始。
一般说来，企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主要发生在企业的投资者、投劳者与管理者之间。为了缓和这种冲突，使企业在事实上创造出无限增多的剩余，就不能不采取法律手段。无疑，这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在资本家阶级看来，工人劳动获得工资和资本家投资获得利润，雇佣工人无权分享企业的利润（增量利益）是天经地义的。但是，马克思却总结无产阶级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他认为资本家之所以发财致富和雇佣劳动者之所以日益陷入贫困，其原因皆在于资本家依靠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了雇佣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于是资本家与劳动者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此外，马克思还预言，无产阶级必然要把这种斗争变成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革命。在20世纪中，已有少数国家进行了这种实践。但是，我们还看到了另一种情形，即资产阶级国家也可以采用法治来缓和这种冲突，以便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国家早在19世纪初期就制定了工场法、工厂法等，来限制个别资本家不顾
雇佣工人利益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限制资本家无限延长工作日和禁止雇佣重工，限制低价雇佣女工等，以此来缓和劳资冲突和保护劳动力的再生产，防止劳动力资源的枯竭和素质下降。马克思当时就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工厂法的制定，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式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④马克思以“第一次”的用语，率先把工厂法与过去所有的其他法（私法与公法）区别开来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企业法乃至经济法的精辟见解。
进入现代社会，包括我们这样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企业中也依然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增量利益关系和冲突。如果说资本主义初期的工场和工厂还是投资者亲自管理，那时企业中的增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