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在“常山贤池再生塑料厂诉常山县环境保护局二审行政判决案”（以下简称“常山贤池”案）中，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常山环保局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撤销了存在程序瑕疵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以及《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向贤池塑料厂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虽然《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载明拟处罚内容、事实、依据及相关权利等，但该程序仍然存在瑕疵，理由如下：一、《环境行政执法文书制作指南》中写明各地可以结合环境执法工作实际，参照适用该文书制作指南。故该文书格式并非是强制适用，而是应当根据工作实际进行参照。二、《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制作指南注意事项中规定，符合听证条件的，可不再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在《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中一并告知陈述申辩权、听证申请权和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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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基于“有错必纠”思想的影响，行政机关改变行政行为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法律上也有规范认为行政机关可以改变行政行为。在这种思想和规范的双重加持下，实践中有大量改变行政行为的发生，但是也造成了许多司法实践中的争论。究其原因，除了实体改变规则没有很好的在行政实务中执行，现行法律对改变行政行为程序上的规定也是严重不足的。
因此，笔者在对此问题进行论证时，主要仰赖部分省份对此问题的规定、域外法上的理论规定以及实践案例的创造。在改变行政行为的期限、步骤和形式上，有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但就本篇论文的而研究结论而言，期限方面，可以确定的是，行政机关改变行政行为是一定要有期限限制的。笔者借鉴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规定得出是两年，如果未来行政程序法要对此问题专门规定，涉及立法技术问题，考虑到我国目前的行政生态，可以对此期限适当延长。步骤方面，基于改变行政与原行政行为的牵连性，改变行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可以省略某些步骤，包括告知、说理、听取意见以及重新调查步骤的省略。改变行政行为是否还有其他步骤，是否也可以省略？比如是否需要集体讨论决定才可以进行改变？鉴于实践中没有找到更多可做研究的案例以及笔者研究能力的有限，对改变行政行为步骤的更多追问以寄于未来步骤方面立法的创设。形式方面，除了在以撤销重作的方式来改变行政行为，需要与改变前的行政行为作出的文件名称一致以外，改变行政行为的形式并没有太多的特殊性。这是因为，一方面形式是一个很小的研究的点，在行政程序当中，形式看似也是“最不重要”的，对行政行为形式的专门研究并不常见。另一方面，实践中行政机关也认可作出改变决定一般采用书面决定形式。理论和实践对此问题没有更丰富的规定，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形式只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