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当代文学论文,本文以陈学昭自1935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到1957年被打为“右派”前的文学创作为基点,以陈学昭的人生经历为轴线,探讨“革命”作为重要的叙事主题在陈学昭文学创作的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以期展现作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是如何以文学创作来表达对于革命的不同理解的。
第一章知识女性的革命想象
第一节理想的追寻及其失落
梁启超于1902年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的兴盛与维新革命联系起来,并将小说赋予了启蒙民众思想的作用;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启了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大幕,自此,文学界也掀起了一股白话小说热潮,小说也因此从文学的边缘地带开始走向文学的中心地位。
陈学昭最早是以散文创作走上文坛的,她哀婉清丽的文字风格在当时收获了一大批读者,并以此确认了她五四时期散文作家的地位。陈学昭早期的小说创作并不多,一些短小凌厉的杂文也寥寥无几,并且她的散文创作也多以美文为主,这就使得陈学昭的创作处于边缘位置,并没有受到主流话语的关注。在小说盛行的五四时期,陈学昭没有随着时代潮流去做“弄潮儿”,而是依然停留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用散文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所思。然而这些散文并不是完全不与时代社会产生关联,恰恰相反,陈学昭的许多散文创作中表达着她对于国民劣根性的思考批判以及对于民族国家未来的无限担忧。但是从时代大背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陈学昭的文学创作已经不符合当时的时代主潮,相比于站在风口浪尖的革命作家来说,她保留的仍然是五四落潮时的青年心绪,因此她的作品往往远离于主流文学之外。
陈学昭早期的长篇小说《南风的梦》是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情感经验为蓝本进行创造的。这部小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女性主义文本,主要讲述女主人公克明深陷三角恋情中的痛苦,控诉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这部小说创作于陈学昭1928年归国停留期间,此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严峻,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也已经开始,这样的表现女性婚恋题材的作品已经不太受到关注。加之,《南风的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究其实也只能算是一些片段的记录,在材料的安排上以及文字的描写,均不能说是一部小说的。”①因此,这部小说的写作并没有深入到女性灵魂深处去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反叛,虽然有研究者称“她创作的《南风的梦》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女性长篇小说”②,但是其影响力以及在文坛获得的反响远远不及同时期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综合这两点原因,陈学昭在《南风的梦》中所彰显出来的“自我”意识,与同时代的文坛相比,她依然叙写的是前一个十年关于“女性走出家庭”这一问题,没有根据现实社会的变化展现出关于女性解放道路的新探寻。
第二节批判意识下的日常书写
陈学昭到达延安以后,相继访问了边区各级领导人,参观了抗大、鲁艺等地,参加了许多晚会、聚会,聆听了一些领导人的报告。这些报道最开始是发表在重庆的《国讯旬刊》上,后来因为文章被查禁,所以部分报道未能及时刊出。一直到1940年,香港北极书店将之前已发表的部分和后来被查禁的部分合在一起,这才有了今天的《延安访问记》。
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决定了他所叙写必须是客观真实的,具有时代性和现实性”①,陈学昭以一位从国统区跋涉千里而来的女博士记者的“外来人”身份来审视延安,将延安的整体面貌较为客观地描绘了出来。她选择了一种不同于此时期以往的作家或记者的表现方式和叙写角度,关于此种叙写角度,陈学昭作了这样的说明,“到了延安,朋友们的航空信,陆续从西安转过来:‘写些延安一般的真实情况,生活情况来告我们......’但是,我能够写些什么呢?伟大的话,留给伟大的人去说吧,去写吧,我一个平庸的人,一个平庸的女子,只能说几句,写几句与柴米油盐差不多的琐碎的东西。”②从《延安访问记》的整体脉络来看,陈学昭主要以自己参观访问的时间和轨迹为线索,将在延安参观的所见所闻以日常化的笔调叙写出来。并且在选择表现的角度上,“她没有选择记叙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英雄业绩,没有详细记载重大事件、重大活动”③,而是力图从最平凡的琐事中,从生活化的角度叙写延安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展现延安领导人的精神特质以及延安人民的真实生活和精神风貌。在客观的描绘以及亲切的叙事笔调之下,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真实鲜活的延安世界。
第二章主体、改造与革命书写
第一节走向“集体”的创作转型
抗日战争前期,延安的文化氛围还是较为宽松的。当时张闻天主持延安的文化宣传工作,他主张要重视文化人,并且要尊重文化人的生活习惯,给文化人充分的创作自由,这些都为延安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较为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正如思想活跃的“五四”时期一样,知识分子带着与生俱来的批判眼光审视着周围的一切,表达着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反叛;在延安,这种自由宽松的文艺环境也使得延安文人将关注点转移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生活上,他们同样带着批判的眼光来暴露延安社会生活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出现了一系列反映延安社会生活“阴暗面”的杂文作品。1941年《解放日报》创刊,丁玲负责文艺栏的编辑工作。10月23日,《解放日报》刊载了《我们需要杂文》(丁玲)一文,文中论及边区民主建设中呈现出来的弊端,以及中国传统社会的旧习不容忽视,痛斥边区政府“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认为“我们这时代还须要杂文”,要“举起它”①。这篇文章可以认为是以丁玲为代表的延安文人想要倡导暴露性杂文的标志,在丁玲等人的倡导下,终于1941年底到1942年初在延安掀起了一股杂文创作热潮。许多作家纷纷加入到这一创作热潮中,如曾克的《救救母亲》(1942年3月8日)、丁玲的《三八节有感》(1942年3月9日)、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1942年3月11日)、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1942年3月12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1942年3月13、23日)等等,包括延安当时的一些其他刊物也纷纷刊载暴露延安社会生活的杂文。一时间,批判暴露性杂文成为了延安文艺中的主潮。
延安文艺界的这股杂文热潮对于延安社会生活以及延安人民缺点的暴露和讽刺,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延安领导人的重视与反思,因为“这些观念曾经潜在地与毛泽东正在创构的意识形态发生着激烈碰撞,并且无可回避地制约着他的意识形态观念的进一步提升和革命性作用的充分发挥。”②所以,文艺领域内的“整风”也需要尽快提上日程。1942年5月2日,中共中央召集延安文艺界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这次座谈会的内容可以说对整个延安文艺界甚至当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二节解放区新世界的呈现
1945年10月,陈学昭开始了艰苦的行军之旅。应组织要求,陈学昭随军从延安来到东北,并在行军过程中记录下了东北解放区的真实样貌,“我希望因此而能引起在解放区久经战斗或参加建设解放区的人,来给解放区作具体、生动而完整的介绍。”②这本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便集结为《漫走解放区》,叙写作者在行军中所见到的关于新老解放区人民斗争的英雄事迹,以及作者的所思所感。其中第一篇便是《告别延安——让我永远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作者在这篇文章中不仅歌颂了红军和革命队伍的英勇献身精神,而且还赞颂解放区的人民当家作主成了自己土地上的主人,以及解放区的一切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将这些“不可思议的奇迹”归结为毛主席的思想,同时号召大家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这似乎为整本报告文学的写作奠定了一种基调。
战争带给城市、乡村以及人们心灵的创伤是巨大的。《漫走解放区》用素描式的方法将战后解放区的轮廓勾勒了出来。“一踏进山西境,新鲜地投入眼底的是在断墙残壁上的许多标语”,“街上的房子十室九空,好多被毁坏了,门、窗、板、壁,很少有完整的。”③被敌人践踏过的土地一片狼藉,人民无以为家,更谈不上安居乐业。敌人占领一个地方后,还将老百姓强行归拢到他们的统治范围内,“人圈里的房子,都是一式一样的一排一排的矮土屋,就像关内的猪圈、羊圈一样。没有一个人穿着完整的哪怕是旧的衣服,千疮百孔,一点也不是形容词。人人面黄肌瘦。”④中国人民在敌人的压迫之下难以生存,也寻求不到与人的地位相同等的待遇。除此之外,东北同胞几乎不能幸免于做敌人的劳工,他们的居住条件与工作环境十分恶劣,他们住的是比狗洞还小的泥土小房。并且,敌人在占领区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敌人将该村四十多个妇女赶到附近的山沟里,都被污辱了,死在敌人刺刀下的男女老幼,难以计算。”
第三章 社会革命视野中的农村变革.....................35
第一节 阶级伦理引导下的土改叙事......................35
第二节 “去英雄化”的农业合作化书写..........................40
第三节 乡村伦理重构下的女性生存状态..........................45
结语....................................51
第三章社会革命视野中的农村变革
第一节阶级伦理引导下的土改叙事
“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中国;谁解决了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①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了团结广大的劳动人民取得民族解放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最早抓住土地这一支配中国农民的关键要素,并且致力于解决好中国的土地问题。从《五四指示》到《中国土地法大纲》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每一份文件与政策都在清晰地记录着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发展进程而对土地进行的分配,以及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想要尽可能地对广大农民实现相对公平。
这一时期,文学也在以另外一种方式记录着中国社会这一伟大的历史变革,出现了一批表现农村土地改革的优秀作品。陈学昭作为在《讲话》下成长起来的党的革命工作者,也从亲身经历的土改事件出发,以自身经验留下了表现建国后浙江农村土地改革的文学记录,写成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家较早全面反映中国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一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