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部小说也有其自身的独特之处。一方面，从同时代作家的土改题材创作来看，《土地》不属于老解放区的土改文学，而是属于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学。1942年《讲话》以后，解放区作家为实践“工农兵方向”的文学创作，纷纷投入到农村体验生活。1946年《五四指示》的颁布实施，拉开了解放区大规模土地改革的序幕，许多作家在参与这一变革的同时进行文学创作，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学作品。陈学昭在这一时期也想实践党的《讲话》精神，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工作体验生活，但是“一再要求，没有得到同意，被调到中央党校四部去学习和做文化教员。”④陈学昭为没能写出反映工农兵方面的作品而感到难过。
结语
本文以陈学昭自1935年从法国留学归来到1957年被打为“右派”前的文学创作为基点，以陈学昭的人生经历为轴线，探讨“革命”作为重要的叙事主题在陈学昭文学创作的不同时期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以期展现作家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是如何以文学创作来表达对于革命的不同理解的。对这个问题的把握不仅有助于清晰地呈现出陈学昭是如何从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而且通过探寻“革命”在陈学昭文学创作中的变迁，可以把握陈学昭的乃至同时代众多知识女性的精神变迁的核心所在。借助于陈学昭这一典型个案，可以窥探一代知识女性身份转变的过程和思想改造的心路历程。
在革命浪潮轰轰烈烈的30年代初期，陈学昭有意与革命政治保持距离，并且选择远离国内纷乱的政治形势，远赴法国留学。此时陈学昭的创作中并没有将革命的叙事主题纳入到文学文本之中，而是一直在歌咏着前一个十年的文学余续。直到1935年，陈学昭回到中国，出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理想社会生活的向往，出于“一种新女性的浪漫情怀，一种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情绪。”①她走进了延安。由于在法国生活的八年，陈学昭思想中深深浸染着法国资产阶级民主意识，她带着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眼光审视着延安的一切。关于延安流行的男女平等，因为陈学昭在国外见过人们对于女性的尊重，习惯了国外对于女性的绅士风度，因而在延安有人帮自己搬行李时，她也不由得感叹“您居然还有中世纪的骑士精神！”②此时，陈学昭主要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思想中高昂的是自由主义的意志、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而对于革命的理解是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的，认为革命是填补理想空缺的存在，并没有深入体味革命的真正内涵。但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陈学昭第二次以延安体制内的身份回到延安，便意味着要接受延安的一切。从陈学昭的人生经历来看，“她的成长缺乏一个拉康意义上的‘重要他人’，能够引领和指导她与社会对话”，这使得她“有一种缺乏引导者的茫然”③。1942年，陈学昭应邀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毛泽东《讲话》的影响下，她找到了“新的写作的生命”。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