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研究背景
改革是时代的最强音，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区别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改革，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改革追求更高质量、更高水平，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方面。其中，社会领域的改革主要是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①。类比经济转型，在直接利益的趋动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经历了 13 年②“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过渡阶段，社会领域的改革从政府治理向社会治理转型同样需要经历更长的过渡阶段，在政府治理能力强、社会力量弱的情形下社会协同治理模式成为现实选择。社会协同治理模式是政府主导，搭建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和平台，实现多元共治、共建、共享社会治理的过渡格局，基础与前提是公民意识成长与社会力量发展壮大。在公民公共精神重构进程中，增能赋能、政府购买服务及评估监督等参与机制尚不健全时，社会组织不可能全部或完全从“纯社会”土壤中生长出来。在此背景下存在着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社会组织的出现形式将有别于发达国家与地区，呈现出符合社会协同治理阶段的培养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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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是公民社会研究的核心议题，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有关社会组织的生长逻辑成为理论交锋的中心地带。近年来，社会组织的大量涌现概称为“结社革命”，但这种“革命”是否带来了群体生活的变化，是否对社会与政治生活产生了根本影响，对于分析与理解社会组织的培育机制都极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1.2.1 理论意义
一方面，社会协同治理为社会改革过渡阶段政府治理强、社会力量弱的现实选择，主要承担了特殊群体差别化需求满足、群体生活公共服务、社会与政治生活变革等显性功能。本研究则突破传统思维着重关注隐性功能，即社会力量生长与社会组织培育，是对社会协同治理理论的内涵延伸。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社会协同治理的背景，将社会组织的出现区分为正式制度框架内的孵化与适应性非正式制度的实践，重点关注“变通”实践所带来的精英群体俘获、协同功能弱化等问题，是对现阶段共识论中社会组织产生于“纯社会”土壤的国情思辨。
1.2.2 现实意义
通过本研究，探寻社会组织生长规律，提高社会组织的数量，培育公民精神并壮大社会力量。 另外，针对规避适应性非正式制度产物下的负外部性提出解决路径，优化政策环境，加快实现甚至超越社会协同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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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基础
在中国知网中，检索篇名中有“社会组织发展”关键词的文献共找到 581 条结果，其中博硕士论文 35 篇、核心期刊论文有 11 篇。这些研究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运用多元化的理论，从理论、实践两个层面集中三个方面进行探讨：一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内涵、功能、分类等基础性知识疏理与再界定；二是社会组织培育的环境分析，与政府、市场企业间关系的研究；三是社会组织内部治理机制建设、日常运作体系构建、发展状况评估等。
2.1.1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在称呼上就呈现出不同的表达方式，包括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等。萨拉蒙（2004）在整理大量文献，对比不同学者定义后，提出了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社会组织特性：组织性、非营利性、私有性、自治性、公共服务性。同时，对 22 个国家社会组织的显著性、完整性及组织力量等5 个指标进行了对比分类，提出了社会组织一类有 12 种、二类 27 种。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社会组织的发展非常重视，数量多、规模大，平均每万人有近 50 个社会组织。国外学者分别从“三个失灵”论证了社会组织的重要性与功能，萨拉德从“志愿失灵”角度分析出政府是社会组织不能满足公众需要情况下的衍生产物；维斯布罗德从“政府失灵”角度分析出政府并不能完全满足公众需求，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有一定的局限制，社会组织能够弥补这些缺陷；汉斯曼从“合约失灵”角度分析了社会组织区别于营利组织，不是对利益的追逐，不可能借助信息不对称而占消费群体的便宜，而是对社会公平、公正与志愿精神的宣扬。区别于上述二元划分，古德伦（1992）运用比较法提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间的四种模式，即政府支配模式、社会组织支配模式、双重模式与合作模式。
国外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都对社会组织的产生与生长机理进行过研究，代表性的人物有罗西瑙、博克斯、爱德华兹、哈贝马斯、帕特南等，他们所著的《没有政治的治理》、《公民社会》、《使民主运转起来》等专著中都对社会组织有过深入的探讨，认为美国有社会组织产生的天然土壤，最容易“组党结社”。究其原因，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公民意识与志愿精神、支持型组织。公民意识与志愿精神是公民社会的典型特征，是作为公共领域载体的社会组织得以出现的基础；支持型组织最早由美国学者 Caroline 在 1987 年提出，首次使用的词语是“协调团体”，1990 年 David 对支持型社会组织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支持型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服务和资源，帮助公民社会组织完成任务，可以提供培训和员工发展服务、研究和信息资源、网络和联盟、财政资源、政策分析以及宣传支持①。支持型组织拥有较强的社会孵化功能，等同于我国当前全面铺开的“孵化器”。国外成功经验与研究成果，为研究我国的社会组织培育提供了参考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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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基本概念
（1）社会协同治理
整理前人观点，社会协同治理具有形成共识的特征：“社会”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理解，不完全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公民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既有政府部门，也有社会组织、市场企业；重新定位政府职能，从直接管理发展为间接管理，从单一治理走向共同治理；倡导网络管理，政府不再单向度的行政干预，而是构建一个社会合作网络。本文中，社会协同治理是社会改革的一个过渡阶段，是从政治治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中间环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支持培育社会组织，搭建制度化平台与社会一起开展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活动。
（2）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社会组织指一切的组织，家庭、群体、政府、企业、志愿者组织统称为社会组织，狭义社会组织区别于政府、企业，又称为“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具有民间性、自愿性、面向任务，由兴趣相同的人们推动，它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和发挥人道主义的作用，向政府反映公民关心的问题，监督政策和鼓励在社区水平上的政治参与；它们提供分析和专门知识，充当早期预警机制，帮助监督和执行相关协议①。为了能够得到具有应用价值的研究结果，本文将社会组织限定为狭义层面，如志愿者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社会团体等。
（3）发展策略
按照字面含义，“发展”是事物从无到小、从小到大的变化过程。“策略”是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在“过程”中进行一系列行动、思考和选择。在本文中，社会组织发展策略主要指社会组织在数量、规模上不断扩大，在这个过程中所制订的政策与机制、培育路径、行动策略等。
2.2.2 理论基础
（1）社会治理
无论何时、何地谈到社会治理时，都无法回避新公共管理运动与理论。新公共管理运动发端于 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政府的私有化改革。虽然普遍认为新公共管理的提出源自于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但其中包含了许多社会治理的因子，胡德在概括新公共管理七大要素时指出“转向更加分散化的公共组织，并成为提供公共部门产品的独立运营单位”、“转向公共部门组织之间以及公共部门组织与私人部门之间的更强竞争”“强调根据所要提供服务的范围、层次与内容来为公共部门组织制定更为详细和可以衡量的绩效标准”②，罗兹认为新公共管理应当包含“使用准市场与合同外包以促进竞争”这一核心原理。随着研究深入，人们发现公共利益始终是无法忽视的问题，公共企业家秉持公共选择理论与组织经济学，信奉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不可能抛弃自私自利的行动而去追求“公共善”与“公共利益”，所以公共管理概念逐渐出现了公共行政化趋势进而导致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间界线变得模糊，再将公共管理整理并发展出能够获得公众认可、具有通约性的概念已完全不可能了。昔日作为社会治理理念的支撑理论已不再辉煌，新公共管理理论出现了逆向生成机制，恰恰需要在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型意义上来加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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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方案.............................................11
3.1.1 调查工具的选择.........................................11
第四章 思考与分析...............................................20
4.1 后果与趋势...................................................20
4.1.1 社会组织可能出现变异与分化.................................20
第五章 社会协同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发展体系的构建................ 26
5.1 社会协同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制度化过程与制度创新.................26
5.1.1 重新定位目标：摆脱个人动机向组织目标升华..................26
第五章 社会协同治理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发展体系的构建
清华大学王名教授对国内外社会组织的发展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