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导论
古老旳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大国，人们以土地为依托，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传统的乡土社会是建立在家族本位和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伦理共同体，家族本位让作为乡土社会基本社群的家庭沿着父系这条主轴扩延，血缘成了个体与家族、社区之间社会关系构建的重要因素之一。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使中国农民都有一种安土重迁的情怀，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一书中所说“种地的人都搬不动土地，长在土地里的庄稼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插入了乡土里。”于是，地缘便成了乡土社会中社会关系形成并维系的另一个重要纽带。
血缘与地缘这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费孝通先生笔下的“差序格局”。加上传统伦理的统摄，乡土社会形成了一个联系紧密的熟人社会。在这样一个联系紧密的熟人社会，一个人不仅是生活在家庭中，同时也是生活在家族和整个S村庄共同体中的，人们追求的是长期、和谐、守望相助的人际关系，例如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人生仪式中的人情往来便是实现和维系这种关系的重要途径，几千年来也未曾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对于构筑乡土社会中人们精神与灵性生活的宗教，包括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传统文化中的儒、道，异域外族传入的基督教、佛教等等，作为人类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S村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范丽珠、欧大年在《中国北方农S村社会的民间信仰》一书中认为“宗教生活的一大独特功能，还表现在宗教所表现出的关联。”范丽珠认为，这种关联反应在人与神之间，个人与其所在的社会之间，以及宗教内部的人际交往之间。正因为有这种“关联”的意义或功能，宗教才具有其社会凝聚力、向心力、亲和力，才会使神人之间、人与社会团体之间和人际之间达成结合、共构、和谐，使之有汇为整体或一体之效。宗教成为其社会共在的點合剂。
诞生于西方蓝色文明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如此迅速，尤其是在乡土农S村，那么基督教对乡土社会无疑具有一定的影响。本文关注的重点是乡土社会中基督徒的日常生活及基督教信仰对基督徒个人与其生活的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的影响。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是怎样表现的？基督教信仰对于信徒的意义是什么？如何理解基督徒的世界观及价值观？基督教信仰对信徒个人与社会中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各种关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更宏观的意义上，本文将尝试探究在社会转型的大的社会背景下，在市场化、商品化趋势下，基督教信仰对农S村基督徒的社会关系产生的影响。
宗教社会学立足于宗教与社会的关系，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宗教进行研究与分析，是宗教学与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科学。宗教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与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在宗教对人和社会关系的影响与作用的研究中，迪尔凯姆认为，宗教是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和实践的统一体。宗教不仅使人感到宗教实体的存在，更主要的是，它是将个人附属于社会的纽带，它不断的创造并再造着集体，因而也就维持了社会生活，使社会一体化。卢曼认为宗教不仅是人和社会生活的特性之一，不仅是整合社会的道德系统，不仅是为社会秩序进行辩护的一套意识形态，而且还是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并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功能。
在宗教对人的精神的影响的研究中，韦伯认为，不是思想，而是物质与精神利益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但是，由思想所创造的“世界形象”却常常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行为被利益动机推动而沿着它前进的轨道（韦伯）。贝拉将其宗教社会学理论建立在所谓宗教“象征实在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人的生存必须有一种整体感；必须信奉某种东西或承诺，面对不确定和不可预测，人必须要有信仰，在这个意义上，某种超自然现实的象征化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网络”一词最早由英国人类学家布朗提出。此后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釆纳了他的观点，开始对社会生活中人们的关系、互动用“网”的隐喻来说明、解析，无数的观念支流相互融合贯通形成了当代的社会网络理论。社会网络是一组人或群体形成的一组独特的关系，这些关系是传递物质、信息、观念、情感等资源的纽带。在社会网络理论方面，国际上研究所形成的理论模式主要有：网络结构论、嵌入性理论、社会资源论等。
此外，还有社会资本理论、结构洞理论等，由于与本文的研究视角关系不大，在此，不再赘述。上述简单介绍的三个理论都集中于个体间的自我中心网络，他们从个体的角度来界定社会关系及其网络，他们关心的问题是个体行为如何受到其人际网络的影响，个体如何通过人际网络结合为社会团体。本文的研究视点即是从个体的角度出发，重点放在基督教信徒社会关系及结构网络的构成方面。
第2章S村庄及基督教信仰情况简介
西方列强入侵，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基督教便以合法身份正式进入中国。传播历程却是起起伏伏，一直不得大众接受。直到新中国成立，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确立后，中国基督教在多方努力下，进行了一场意义深远的三自爱国运动，基督教在中国的状况才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虽然是农业大县，但在建国以前，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粮食产量低而不稳。年，全县农S村逐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经济才发生巨大变化，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也扎实推进。工业发展缓慢且较落后，多为劳动密集型工业。由于交通便捷，且有距沿海发达城市近的区位优势，所以泗县是人口输出大县。
在S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在生产上的作用己经逐渐淡化了，但S村民平时的交往行为依然多发生在生产队内部。由于同一个生产队的S村民住宅和田地离得近，平时见面的机会自然就多，平时串门的方圆面积也都不会超出本队，下地干活的时候也经常会碰到，交往比较频繁。除了平时的交往，S村S村民社会认同和社会关系还主要体现在人情往来上，S村民人情往来的圈子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亲戚朋友圈，另外一部分就是S村生产小队。本生产队内部有人家有红白喜事，除了亲戚朋友外，本生产队内，不论是否为亲戚朋友，彼此之间没有矛盾的，基本上都会去“行礼在办红白喜事时，特别是白事时，劳务帮忙都是“办事”的主家家族内部解决的，每个独立门户内都要有劳动力去帮忙的，这些帮忙都是免费的，仅供吃喝。
在同一个生产小队内部，由于人们之间发生着多方面的、经常的接触和交往，彼此之间熟悉，各人知道各人的情况，信息透明度高，人与人之间都通过某种关系联结起来，构成了一张张的社会关系网。由此可以看出，S村S村民生产队是个纯粹的熟人社会。具备熟人社会的性质，血缘和地缘是合一的，彼此之间或沾亲带故或非亲即故，自然地理的边界和社会生活的边界都是清晰的，同时也往往是重叠的，属于封闭的社会空间。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交往原则注重亲情和礼俗规约，但讲究亲疏、远近有别。同时，频繁的互动导致S村民们共享着各种信息，信息透明度高，S村民们的处事逻辑受舆论的压力的影响非常大。在生产队之外，S村S村民之间也有着广泛的交往，这些交往或是工作的缘故，或是朋友、同学的缘故，或是有着共同的信仰。
早期基督教传教士除了传播福音这一核心工作外，还广泛发展了慈善事业，包括建学校、医院、救济所等，还为农S村的发展创办农业试验田。慈善事业虽是基督徒传播福音的副产品，但也体现了基督教济世救人的关爱精神。这对当时穷困的民众来说，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也在一定程度上消码了最初中国民众对基督教这一“洋教”的抵触情绪。
在泗县教会传播发展的大背景下，S村的基督教是上世纪年代初从县城传入，文革时宗教活动停止，随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后，教会活动又慢慢发展起来。最初，S村里只有一个聚会点，信徒的人数也只有几个人，信徒们礼拜天是到城里的教堂礼拜。信基督教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为了治病赶鬼，即家里有人生病了，在经济水平和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无奈走进基督教堂。随着信徒人数的增长和对城里教会一些做法的不认同，S村逐渐发展出自己的宗教活动和宗教组织，称基督教家庭教会，以有别于城里的三自教会。通过对S村有威信的基督教传道者的访谈，他认为S村的家庭基督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自教会，城里的教会有专门的神职人员，神职人员是按月拿工资的；有从上至下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而S村的家庭教会没有专职的神职人员，像他这样的传道者也不会按月领工资；教会里的培训、上课和大型的聚会所需要的资金也都是信徒们平时奉献的，平时的聚会地点也都是有条件的信徒提供的；教会里的信徒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家庭教会真正做到了自治、自传、自养。
在访谈中，只有一位早年上过神学院的信徒，算是受过高等教育，老年人多为文盲。从职业结构上看，由于S村位于城郊，有劳动能力的多在附近的服装厂或者其它劳动密集型的工厂上班，还有一部分是专职的家庭主妇，主要是带孩子，做家务。男信徒多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也有一部分从事运输或者到工厂上班。从信教的原因上看，与早年的治病赶鬼也有很大的区别。早年的信徒多因身体上的病痛信教，除非常严重的疾病如癌症外，大部分是因为常年累月劳作积累下的腰腿痛，这些病到医院也没有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或者是医疗条件有限，检查不出病因，或者是无力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而不得不走向基督教堂，寻求上帝的庇护。而今，随着农S村经济生活水平和农民身体素质的提高，以及农S村医疗保障系统的建立，因病信教的特征有所较少，信教原因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也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3.1基督信仰中的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