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传播学论文，通过对桂林摩崖石刻的研究，笔者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桂林摩崖石刻具有跨越时间的传播偏向，其作为传播媒介，不同于一般的锦帛、纸张，其需要撰写者，书写者和刻石者综合完成。由于其完成工艺复杂，造价成本高，这就决定了桂林摩崖石刻的作者不是普通民众，多为当时仕宦的文人官员，这些官员大多来自北方，他们作为当时的统治阶层，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在当时社会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古代文人，都有“立功，立德，立言”的人生追求，他们想通过刻石，来让自己的思想达到“不朽”。
第一章 桂林摩崖石刻的传播媒介分析
第一节 摩崖石刻的演变与发展
一、摩崖石刻的概念界定
我国关于石刻的记载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了彰显其文治武功、法令制度，开始各地巡游，到处刻石，如著名的琅玡刻石铭中记载：“……群臣相与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①，说明在先秦时期就已有刻石纪功的传统。秦代以后，随着刻石铭文技术的成熟，根据刻石铭文不同的用途和目的，也逐渐形成了具有相对固定形式的石刻类型。除了具有固定形式的石刻外，我国古代石刻内容大都文字为主。因此，目前对于石刻的分类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依据石刻外形来进行分类例如：碑、碣、摩崖等；另一种是，依据石刻铭文的内容来进行划分，例如：墓志、文书、格言等。
石刻本身有耐腐蚀、易保存的特征，导致石刻时间跨度大，进而使得某一类石刻的形制在不同时期也有变化。此外，若按石刻文本内容来分类，有时存在同种作用，同种文体的石刻，也可能存在多种外部形制，例如石经，既可能是摩崖也可能是碑。因此，历代对石刻的分类，往往是约定俗成，缺乏严格统一的分类方法，进而致使各家之间往往存在着具体的分歧。例如：民国时期陆和九先生在其著作《中国金石学》②中将石刻系统分为碑碣、志铭、石画、刻经等四个大类；金石考古学家马衡先生在其《中国金石学概论》中把石刻细分为：碣、摩崖、碑、造像、画像、石经、文书、墓志等等。
上述中，前人出于习惯，将石刻内容和形制结合起来的分类方法，不够科学严谨，往往会给相关研究带来一些混乱。无论是单一地从外部形制来划分，还是单纯地从石刻铭文内容来进行划分，都有不周延之处。但由于摩崖作为一种古老的刻石形式，无论是把其放在刻石类，碑碣类，还是将其单独划为一种石刻类型，其定义都未发生改变，即：刻石之特立者谓之碣，天然者谓之摩崖③，这也是目前学界对摩崖的公认看法。徐自强、吴梦麟在其著作《古代石刻通论》中把摩崖石刻定义为石刻中的一个类别，即利用天然石壁以刻文记事的石刻。在目前留存的桂林摩崖石刻中，也是以铭文记事类摩崖石刻为主。
第二节 摩崖石刻的传播特征
一、纪实性
桂林摩崖石刻中存在大量的题名类和记事类铭文，如《俞献可熊同文等三人七星岩题记》“尚书外郎熊同文，侍禁阁门袛侯王贞白，殿中侍御史俞献可，大中祥符五年九月九日同来。①”，这类题记铭文在桂林摩崖石刻中有很多，其内容简单仅有人物、地点、时间等要素，类似于今日的“某某到此一游”，但是这类纪实类铭文，表达了古人对跨越时间，追求人生不朽的向往，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清晰的时间记忆。通过分析，桂林摩崖的纪实性可分为个人事件纪实、重大历史事件纪实以及节日节气纪实。
（一）个人事件纪实
桂林摩崖石刻中关于个人特殊事件的纪实有很多，古人也有对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进行刻石纪念的传统。个人特殊事件纪时石刻主要有留别类：如《李渤留别隐山诗》《谭掞周冕等十二人龙隐岩留别题记》《吕师夔李直清等龙隐岩留别题记》等石刻。此类摩崖多为作者游览完桂林山水后所做，其中较为出名的是《李渤留别隐山诗》，是作者以御史中丞出任桂州刺史时，游览隐山后所做。除了留别类之外，还有饯别类摩崖：如《赵休甫饯别谭舜臣题龙隐洞》《曾迅子毓等四人龙隐岩饯别题记》《董弅等饯别孙觌读书岩题记》、《方滋等饯别刘彦登回龙山题记》。此类石刻有些仅有寥寥数语，没有交代具体原因如《赵休甫饯别谭舜臣题龙隐洞》“赵休甫饯朱崖谭舜臣于此，嘉祐八年仲秋五日题。”有些则是，南迁的在桂官员，北归或者赶赴他地任职，好友为其饯别。如《曾迅子毓等四人龙隐岩饯别题记》中“叔遲北归上饶……饯别于八桂堂……举觞相属，怅然有离索之叹”，在交通不便、鸿雁传书的古代，此类摩崖流露出的感情显得尤为真挚。
（二）重大历史事件纪实
桂林在历史上长期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在桂林摩崖石刻中也有很多关于重大历史事件纪实，内容多涉及政治军事类。我国历代都城大都建在北方，唐代都城建在洛阳、西安两地，北宋都城在开封，到了南宋迁都杭州，广西地区地处岭南，远离政治中心，古代通信不便，不好管理。同时，广西地区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区，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复杂，经常出现农民起事和少数民族斗争事件。如刻于唐宋时期的《韩云卿撰平蛮颂并序》《余靖撰大宋平蛮碑》《狄青等平蛮三将题记》《孔延之撰瘗宜贼首级记》等。这些摩崖都是对当时政府对镇压当地少数民族斗争的记录，同时也是对当时政府的歌功颂德。如《余靖撰大宋平蛮碑》记录的是宋代平叛蛮贼农智高的军事斗争。文中写道“……有宋之大，天覆地载。四海正朔，百蛮冠带……我公之来，电扫云开……”，讲的就是宋朝建立以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四海之内风清气正，蛮夷尊礼守法，蛮贼农智高让当地民不聊生，朝廷派兵镇压，使得秩序重新恢复。
第二章 桂林摩崖石刻的作者分析
第一节 摩崖石刻的作者概况
桂林曾作为广西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中心，大量过往之人在此留下足迹，据《广西石刻人名录》记载，该书从大量广西石刻人名中选录南朝至清石刻人名 3944 人①，在这些人名中，涉及桂林石刻人名的有 2617 人，占 66.3%。笔者根据《桂林石刻》（1981 年）和《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共筛选出桂林摩崖石刻 1422 件，其中包含佚名或无署名石刻 60件，其中有些石刻作者并非一件摩崖作品，如清代俞徵与李质、李雍同游桂林山水，留存摩崖 12 件，足迹遍布独秀峰、伏波山、隐山、象鼻山、普陀山、叠彩山、虞山等地。故而，笔者在这 1362 件摩崖石刻中，共筛选出摩崖石刻作者 821 名。这些作者身份复杂，涉及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如为官之人、文人墨客、宗教人士以及桂林当地民众，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其中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浙江、福建、广东、湖南、湖南等地为最多。通过对摩崖石刻作者的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其思想和对桂林的文化影响。
一、石刻者之身份
桂林摩崖石刻作者的身份具有复杂性，他们涉及社会的各个行业。如图表 3-1 所示，笔者在这里把他们身份划为四类，第一类是为官之人，作为当时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享有更多的资源和主导者社会的话语权，故而他们留下的石刻数量最多，比重也最大。第二类是宗教人士，古代佛教传入桂林已久，现存于桂林民主路的舍利塔，塔址原为隋朝修建的缘化寺，唐代时期鉴真和尚曾在此居住传道，可见佛教传入桂林之久，如今关于桂林摩崖石刻最早的记录是隋朝和尚昙迁在开皇十年的题字——“栖霞洞”。此外道教中人也有在此留下足迹，如宋代郭显、唐正德等。第三类其他人员，桂林摩崖石刻作者除了为官之人和佛道中人外，还有医生、教员、匠人、书画家、诗人、举人、贡生等，由于这些人所占石刻比例较小，故而将这些人归为一类。第四类为身份不详的作者，由于一些摩崖石刻没有署名，或者一些有署名并没有对其生平进行记录，根据笔者考证，其中部分作者为桂林当地民众。如《区八娘龙隐岩造像记》（宋·至和元年）《秦氏之寄名石保》（清·雍正二年）《吴氏为钟秀保寄名碑》（清·康熙五十九年）等，此类寄名石宝和造像记多为当地善男信女为祈得平安所刻。
第二节 摩崖石刻作者行文风格
桂林摩崖石刻在历经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和汇聚了来自各地的大批作者，其中不乏具有较高文学造诣的名人名家，他们看到桂林壮美自然山水并结合自身经历，创作出了不少文学作品。在这众多摩崖石刻作品中，由于他们的创作内容相近，表现手法相似，笔者按照行文风格将其进行了划分，主要分为山水田园风格和粗犷豪放风格，这些作者在饱览桂林的奇山秀水之后，挥洒毫墨，为桂林文化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山水田园风格
山水田园风格的摩崖石刻作者，其作品平实质朴、清新雅致。这些作者和我国的文学史上的山水田园流派更为相似，如先秦时期的《诗经》、魏晋时期的山水田园代表陶渊明，唐宋时期韩愈、柳宗元、杨万里等。文学史意义上的山水田园派，主要是指作者作品以自然山水为主要意象，多描写自然风光、乡村景物，意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桂林地处岭南，自然风光优美，古代旅桂官员饱览山水之余，作诗刻石以记之，从其作品内容来看，可划分为山水田园风格。
从桂林摩崖石刻记载，桂林的山水文学滥觞于唐代。唐代以来，不少官员被贬至岭南，其中不乏一些文学大家，如韩愈、柳宗元、李德裕等，虽然岭南是他们的受难之地，但是他们的到来也间接引导了当地的文风，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桂林摩崖石刻作品的中名人名家较少，但是其中一些作品和作者也值得关注，例如唐代的李渤，宋代李师中、范成大、吕愿忠、朱希颜、方信孺等，明清时期的杨芳、袁枚等。他们的作品体裁主要以题诗、铭为主，如《李渤留别隐山诗》《李师中题龙隐岩三首》《范成大复水月洞铭并序》《范成大碧虚铭并序》等。
在这些石刻作者中最为出名的当属，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范成大，桂林摩崖石刻中关于他的作品有 10 件，其中题记 5 件，题字 1 件，铭 3 件，题诗 1 件。旅桂期间，范成大已年近五十，思想情感和诗歌创作也逐渐成熟，这些石刻作品内容，多为对桂林风土人情，自然风光的描写，丰富了桂林文化的内涵，也侧面反映出了其归隐田园的思想。
第三章 桂林摩崖石刻的内容分析......................... 21
第一节 桂林摩崖石刻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