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绪论
谈判就是“我们寻找从某个想从我们这里获取某些东西的人那里获取某些东西的谈判条件的过程”。⑴谈判自古有之，发展至今，伴随社会经济和文明的突飞猛进，应用领域广阔，有经贸事业上的商务谈判，也有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对话和谈判。当今全球和平与发展的主题，由战争年代的军事对抗转为双边或多边的对话，使得外交谈判成为解决国际争端、分歧更有效、甚至是双赢的方式。因此，外交谈判在国际交往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地得到增强，它已成为解决国际政治分歧，加强国际间友好关系的主要手段。外交学上给外交谈判这样的定义：“通常是指有关主权国家的中央政府就彼此之间存在争议的问题以及其他重要的国际事务进行协商和讨论，以求协调彼此的立场，达成某种妥协，最终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当今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可小觑，然而诸如中日钓鱼岛争、台湾问题、南海领土捍卫以及资源幵发、边境安全等，还不足以使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高枕无忧。面临问题，即便是当代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给我们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我们仍要居安思危。在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的支持之下，如何利用外交谈判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稳固自己的国际地位？这值得我们思索，同时也是本研究的出发点。
对于当年用于解决祖国统一大业的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都已很好地解决了港澳回归的问题，而今，随着相关材料的解密和当年参与谈判的亲历者的口述实录等资料，再次对其进行完整地呈现，在传播学的视阈下关照它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研究并挖掘在新世纪中国面临的内外环境下，它所拥有哪些传播学的价值意义。
一、中英香港谈判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赢得世界的尊重和一定的国际地位，在周恩来总理带领的第一批外交官的努力下，秉持坚定的外交原则与灵活的外交策略，纷纷与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友好关系，开展新的外交局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上处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共识原则，中国与世界各国纷纷建立了外交关系，新中国外交事业举世瞩目。而牵涉祖国统一大业的香港问题，从国家和人民心理角度来讲，众望所归。发展外交关系是必须，但是只有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才能更好的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展友好平等的外交关系，香港问题涉及祖国的统一，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意义深远。
在这长达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并非一帆风顺，风平浪静，英方也时时想要翻盘，争取中国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之后仍在香港获得并延续最大的利益，而中国政府也洞察秋毫，见招拆招。中英之间在很多有关香港的议题上针锋相对，为保障香港的顺利过渡及至最后的回归，中英之间的谈判时而陷入僵局，时而转向合作，峰回路转，耐人寻味。
整体而言，在外交谈判的学术领域，研究文献是相对比较丰富，笔者通过对比，归类的查阅，发现，有关于外交谈判的研究形成大致这几个方向，例如：外交谈判技巧、外交谈判动机、外交谈判方式、外交谈判案例，外交谈判语言，外交谈判策略，细细看来，其实是对谈判学研究的延伸，相较于商务谈判、公关谈判的研究而言，真正对于外交谈判的专著研究并不多见。
“外交”一词有了更多的类型：公共外交、文化外交、公众外交、微博外交、网络外交、媒体外交、传媒外交，从这些词汇的涵义来看，前三者属于外交的几种类型，后面的概念即为外交和媒体融合在一起的外交形态。有关这些外交类型和外交形态的研究各有侧重，从公共外交角度中探讨国家领导人形象建设、或者国家形象建设的问题；有从外交形态诸如微博外交探索其传播的机制、特点、效应。但都没有涉及到外交谈判中的传播学研究，不无遗憾。
针对以上外交类型或外交形态的概念已经有了延伸和变形，有其自身新的内涵，在此需要明确本研究的外交定义是：“外交是独立国家对外行使主权的官方行为，是一国捍卫本国利益和实施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外交采用的是和平方式，主要是谈判和不同形式的对话，包括参加国家会议和国际组织。”因此外交谈判的概念指的也是一种官方的行为，它是外交实践中所采取的和平方式。
第二章中英香港谈判
双方激烈交锋过后，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做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英方仍然“坚持立场”，结果，中英两国政府的“秘密磋商”，不欢而散，双方的对话第一次陷入了僵局。在中英双方秘密磋商的同时，中国方面为第二阶段的外交谈判拟定“协议草案”的工作也在紧锡密鼓的进行中，针对英方合作或者不合作的可能性做两手准备，如若英方合作，“协议草案”将作为正式谈判的基础，如若不合作，就将“协议草案”单方面公布。而“协议草案”就是已经初步成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特殊政策的进一步“具体化”和“规范化”。
第二节秘密礎商阶段
这些工作的充分准备，使英国方面清醒的意识到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这一问题上，没有任何可能做出让步。经过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和时任港督尤德与撒切尔夫人反复讨论，最后决定“以退为进”，放弃“民意牌”这一筹码，直接写信致中国总理，在香港的主权和治权问题上做出“有限度的让步”的承诺，此举打破了中英两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秘密碟商的僵局”。这七轮谈判前三轮双方争执很厉害，公报内容很简略。第四轮，英方态度有所变化，但仍然坚持前三轮的立场，致使谈判没有任何进展。第五轮中方的态度非常强硬。这时，柯利达详细介绍了撒切尔夫人的口信所表达的英国政府的新立场其中说道：“香港问题解决以后英国不谋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只谋求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某种密切联系’显然含混不清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要柯利达讲清楚”。第六轮“姚广第一次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条基本方针政策，柯利达拒绝谈这些问题要求集中讨论有关细节问题。”
中英谈判破裂，两国之前所达成的“直通车”安排最终未能实现。中国为防止在香港出现权力真空，“另起炉灶”做出了组建临时立法会取代年港英政府的立法局的决定。谈判破裂之后彭定康的做法也引起英国国内的反思，国内政治家纷纷对其破坏谈判的做法表示批评，英国方面重又改变态度，向中国发出改善双方关系的信号，双方关系又回到合作的轨道上。
本章六节内容对中英香港谈判整个历程进行了概括，主要从谈判的时间流程，中英双方谈判的关键人物之间的交锋，谈判中涉及的关键议题以谈判中的转折点，以这些内容支撑起整个谈判历程的“主干”部分，旨在完整呈现中英谈判过程的同时，交代背景情况，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下一章谈判中的有关内容进行传播学分析。纵览整个谈判历程，每一个阶段都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地体现着传播学的相关理论，比如：第一节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会见时谈判的主要问题体现了人际传播的沟通；第五节有关直通车协议达成的谈判过程中则呈现出了组织传播中的非正式渠道，即两国外长的七封书信的讨论嗟商；三、四、五、六节的内容中还可以清晰地看到每个阶段的谈判就哪些问题产生的分歧，除了第六节中的谈判最终破裂以外，其他阶段的谈判中虽有分歧，甚至过程中争执会很厉害，但最后都以成功达成协议而告终。分歧是两个主权国家谈判的出发点，如果开始就一拍即合，那就没有谈判的必要，而要想解决分歧达成协议，谈判是最好的方式。由分歧到达成协议的这一过程中，也是双方在逐渐走向共识的过程，即使不是所有的分歧都能经过磋商转为大家共同的利益点，但仍然可以有所保留，求同存异。在传播学理论上，可以以意义的共通或共同经验范围来阐释。在下一章的内容中，本研究对此内容举其典例进行详细的分析，由此及彼，举其一而推其他。
第一节共同经验范围理论.........................23
一、语言的磋商.........................23
二、知己知彼.........................24
三、共识..................................................25
第二节中英香港谈判中的人际传播分析.........................26
一、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27
二、邓小平与希斯.........................27
三、周南与伊文思.........................28
第四章外交谈判中的传播学启示.........................38
第一节外交谈判的重要性.........................38
第二节外交谈判中传播学的启示.........................40结语...........................................42
第四章外交谈判中的传播学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带领下的第一批外交官们，面对帝国主义的封锁和国际环境的敌对，仍旧积极努力打幵了中国的外交局面，在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印、中法、中、中美等国家关系纷纷建立。这些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如果仅就国家综合实力、军事力量来论，那么，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对比中，经济并不发达还处于发展之中的中国并不具备外交上的优势。而中国在诸多外交实践中取得成就就不得不让我们思考，还有什么因素对外交的成败或是对外交谈判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岳谦厚学者在《谈判之道：顾维钧现实主义——外交思想个案研究》一文中对顾维钧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