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行政管理论文，本论文从中国基层政府信任的制度化这个角度出发，通过对相关文献研读，试图分别从正式制度规范、非正式规则约束和共同体价值观三方面相对应地论证基层政府信任的制度化建设途径的可行性对策，为当代中国构建长期稳定的政府信任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思路和操作性方法，从而使政府和民众在直接或间接互动的基础上，实现构建良善公共生活的根本目标。
第一章 中国基层政府信任及其制度化理解
第一节 基层政府信任内涵的诠释
对研究对象的概念把握程度直接关系着研究结果在多大程度上接近真理性认识，基于这种考虑，本节从信任理论的回顾与信任概念的阐释入手，结合本论文的偏好，对基层政府信任及其内涵进行了相应的概述和界定，同时对基层政府信任的逻辑进行了阐释。
一、政府信任的概念辨析
（一）信任理论溯源
1.语源学中的信任
语言生动地记录了古代人的思维，从语源学的探讨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人对诸多事物的看法。汉语中的“信”在《说文解字》中的解释为：“信，诚也，从人从言”；而“任”的解释是：“任，符也，从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与“信”直接相关的是“言”。《左传·昭公八年》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征。”《论语》中“信”字出现 38 次，孔子将之看作一个人之可否（人无信而不知其可也），一个君子之成败（信以成之），一个政府与社会之存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所系。《古代汉语词典》中的“信任”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听凭，任随；相信并敢于托付、任用。综上所述，早在我国古代就已经产生重承诺守约定的观念，并且经过语言与社会长期的相互作用过程，关于“信”的主要思想逐渐地注入“信任”之中。
在英语世界，trust 具有更为广泛的含义，根据第二版《牛津英语词典》，trust共有 7 种不同含义，在不同的语境下，trust 的实际含义也不相同，所以对于 trust的含义大家并没有达成一致。在英语世界中 trust 和 confidence 是信任研究者们努力区分的同义词，卢曼认为，confidence 与归为无选择的事物中的危险相联系，trust 与风险和主观选择相联系。有的学者则认为，confidence 指对一个制度的信任，而 trust 是指对一个制度的界限和空隙处的处理态度；从西方的语源中我们看到，英语信任的含义中更显示出经济行为的进入，西方人早就意识到，信任不是纯理性行为。
2.日常用语中的信任
语言是工具性的，是为社会所有成员使用的，因此日常用语是一个重要的视角，强化信任的日常用语数不胜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必行，行必果”、“人无信不可交”。尽管思想史上有人曾把“信任”用作理论语言，但总体而言，“信任”长期以来属于日常用语，没有学术地位。人们经常会说某人是“值得信任的”，这里的“信任”明确表述了对某一个人的相信、肯定以及认同，并且基本遵循了“相信并敢于托付”的解释路径。平常我们说甲信任乙，是因为对于甲而言，乙能够发挥某种作用，能为甲带来一定的利益；而甲通过判断因此认为乙是可靠并且值得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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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府信任制度化的考察
政府信任制度化的考察建立在对制度的本质把握和制度化内涵的界定基础之上。在多数情况下，制度化是一个谓语词，通过对其搭载政府信任这一主项，充分发挥制度化的解释力，可以更有效地理解政府信任制度价值的实现过程。
一、制度的本质
制度是绝大多数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它通过相对明确的行为边界减少了社会复杂性，正像克劳斯·奥菲所说，制度是像被包括在某些制度之内或生活于某些制度之下的行为者提供动机和选择的实际安排。制度一词在英语中的基本解释包括“institution”和“system”两个单词。“Institution”侧重于强调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规范、约束；而“system”则侧重于强调体制、机制与组织。本论文所讨论的制度，主要指的是 institution 层面上的制度，即将制度视作约束人们将往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一系列规则构成。
W. 理查德·斯科特关于制度的综合性论述为我们理解制度的本质提供了理论支持，在他看来，制度包括了强制性、约束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要素及其相关的活动和资源，从某种层面上讲，制度能够为社会生活提供较为持久的稳定性。制度之所以具有稳定性特征，得益于强制性、约束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要素促进了制度传播、维持与再生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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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国基层政府信任制度化建设的基本认知
第一节 基层政府信任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基层政府信任的制度化研究追溯着公共制度合法性的深层意蕴；为公共制度的发展注入信任合作治理的积极元素；有效治理政府信任危机并且其是政治文化塑造的重要力量。政府信任的制度化建设是必然的社会实践生成的问题，制度与信任的关系为政府信任的制度化提供了关键性结构，基层政府的职能特征无疑为信任的制度化实践提供了生动的场域，基层政府的制度实践为政府信任的制度化提供了社会性生态。
一、基层政府信任制度化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一）公共制度合法性深层意蕴的追溯
“合法性”涉及的是统治的正当性，意指人们认为政府的统治是合法的和公正的一种心理态度，其致力于解决对政治权力的证明和服从性问题。合法性与公民赞同直接相关，正如克劳斯·奥菲所说，合法性就是“分散性的大众支持”，
政治-行政系统行动的自主性和能力依赖于公众的“分散性支持”（又称“大众忠诚”）。因此，公共制度合法性实质上就是公共制度力能够赢得大众的真诚信任的能力，其最终依赖于政府所能动员起来的文化规范、象征以及自我理解。
政府信任的制度化一方面取决于政府运用制度和制度化的规范使信任成为一种普遍化机制；另一方面，更为实质的内容是通过核心价值体系的培植使公众自觉地把对政府政府的广泛信任和忠诚当做自己的义务。此外，将信任予以制度形式的展现本身就是制度合法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这在理论上可以解释社会会成员支持政府的集体行动逻辑。通过这些方式，实现公众与政府之间支持性关系的不断形成，为公共秩序的稳定奠定广泛的社会心理基础，进而增强公共制度合法性。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得到确认，政府信任制度化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公众对制度信服、认可和自愿接受的问题，凸显制度化就是既考量制度的合法性也追问制度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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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层政府信任制度化建设的功能
通常而言，有助于系统稳定并将之维持在机制之内的功能是正功能，与此相反的功能为负功能。政府信任的制度化通过对对公众和政府的行为规制和约束，能够保持公众对政府信任行为的稳定性，而且能够促进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范围内的扩散与传播。当然，政府信任制度化的功能只有在特定的界限之内才能有效，如果超越了该界限，如果超越了一定的限度，政府信任的制度化走向反面，从而产生负功能。
一、基层政府信任制度化建设的正功能
（一）政府信任制度化是规范性的提供者
政府信任制度化对公众和政府具有规范约束作用，它可以对承诺加以监督、制约、实施，同时引导不确定性，惩罚失信，其中的逻辑是通过不信任的制度规制而达到信任的制度化结构。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制度化强调对公众和政府合理性行为的引导，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提供了支持和保障。它能够为公众和政府提供明确的行动预期，在它的支配下，人们可以养成近乎本能地遵守它的习惯，从而大大降低信任的风险成本。另一方面，政府信任的制度化强调对公正和政府非理性行为的禁戒，为实际的违背信任的行为提供了一种矫正机制，使主体行为重归于制度所确定的轨道，这样公众和政府的行为就被约束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从而减少了各种不守信行为。
（二）政府信任制度化是稳定性的生产者
政府信任的制度化一旦产生，就会成为一种确定的、稳定的社会力量，它能够促使政府做出决策时能够排除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可以维持政府信任的稳定性。首先，政府信任的制度化以理性和法治为其调节机制，能够为公众和政府提供确定性和可预期性；其次，政府信任的制度化以现代公民的公共理性精神和政府官员的责任伦理意识为其内在逻辑，使公众对政府履行承诺的行为产生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期待；最后，政府信任的制度化建立在整个社会共享价值观和共同信仰的基础之上，能够有效地实现公众对政府的一致性信任。总之，政府信任的制度化凭借的是对整个理性化政府系统的信任，是对制度有效实施能力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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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层政府信任制度化建设的基本策略…………………29
第一节 构建规范政府信任的正式制度…………………………29
一、信息公开—公众知情的透明机制………………29
二、行政沟通—利益表达的疏导机制……………………30
第三章 基层政府信任制度化建设的基本策略
第一节 构建规范政府信任的正式制度
一、行政沟通—利益表达的疏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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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人类永恒追求的良善公共生活必定是渗透着信任的公共生活，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普遍的政府信任缺失更像是现代社会的常态。显而易见，政府信任需要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