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施特劳斯称“现代性危机原本是现代政治哲学危机”的这个时刻, 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面对特定的现代性危机问题的政治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的存在的重要标志, 不仅是由现代性危机的结构的诸种特点形成的, 而且也必然烙上马克思身后那些影响重大的历史事件的痕迹。这就要求我们要去理解和反思那些对人类价值威胁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当然, 今天对政治哲学的论题、方法和作用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看法, 而且就连对它应以什么形式存在下去也充满争议。尽管如此, 现在对于政治哲学已处于衰落的状态的强调, 既不能否定马克思政治哲学所要讨论的问题所标明的调子, 也不能减少在此所标明的问题的切关性, 即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性质及其自身理想的自行遮蔽之极大的不满。
关键词: 历史唯物主义; 政治哲学; 现代性
一
众所周知,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划时代的哲学创造,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大多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马克思哲学的同义语。不过, 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最本质意义的诠释是纷然杂呈的。在其出类拔萃的思想相互竞争的历史过程中, 历史唯物主义曾被阐发为“经济决定论”、“生产之镜”、“灵知主义”乃至“行动的神秘主义”。对我们来说, 加诸马克思哲学身上的种种称号也许隐微地、甚或明显地与文本事实相关, 却没有任何标识足以洞见马克思哲学的本质, 这些给予人的标识, 好听点说是含糊不清甚至晦涩费解, 难听点说是没有直达事实本身。
事实足以表明, 无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作何解释, 人们实际上碰到了无法内在一致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之间关系的困难, 人们甚至怀疑可否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统一的理论来谈论。这不过是说, 在如下一些问题的理解上人们陷入了困境, 这些问题可以用正反两个方面的方式提出。即在经济必然性范围内, 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价值关怀, 在“历史乃是一个有意义的进程”这个19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依然保持着的基本信念范围内, 如何理解马克思不是驳斥而是将其转换成一个更加以科学为导向的时代命题。在社会历史的客观进程范畴下,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 如何理解人将首次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就马克思在人类自由史上的地位来说, 如何理解马克思前期和后期著述存在着从“运用政治术语来谈论社会问题”到“运用经济术语解释政治”的转变? ① 在政治上, 历史唯物主义将保证视经济的持续发展为政治的一项功能, 如何理解这一发展并没有导致马克思让自由屈从于必然性? 在“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内, 如何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社会批判理论真正超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里所谓“政治”相当于我们现在讲的经济) ? 在根据必然性来思考资本主义没落的问题上,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没落不能被当作类似自然法则, 只要时机一到, 自己便会崩溃? 在历史的永恒这一悖论形式中, 如何理解资本存在的历史性与资本主义发展之普遍的文化意义? 马克思从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辩证起源中生发出全部革命理论, 如何理解它是使人类最美好的希望转化为现实的公理? 这一公理是否如同后马克思思潮所认为的那样更像是理论性的? 如此等等。当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摆明上述问题的时候, 这些问题以及所包含着的理论原则显然还有待作出新的分析。它们之所以需要一个新的分析, 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得更深刻了。以前, 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历史科学”, 马克思除了使哲学向“历史科学”转型以外别无其他。可是, 只要“历史科学”被人们局限于现代性历史观念的框架内来理解, 那么, 就可能遮暗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现在, 这个情况已经得到纠正: 诸多马克思的评论者, 如詹姆逊、阿伦特与所有那些已经重新发现重建政治哲学重要性甚至必要性的人们的观点, 已经可以试图论证, 资本主义的新发展, 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的独特问题自行遮蔽起来。这意味着他们大都就是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危机处境, 必然与马克思政治哲学信誉问题相瓜葛, 从而需要将老问题转换成新的提问方式。这同时也意味着近一个世纪, 尤其近几十年来, 西方人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立场”或“政治趣味”的范围内, 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挑战。如果从思想史上看,这些挑战的性质则可厘定在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范围内, 以及在这一范围内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地位问题。在此, 我们获得的结论是: 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 也是一种“政治哲学”。
二
我们感觉到, 那种“一种政治哲学的可能, 需要绕过马克思”的看法理所当然地只是基于一个比较, 即立足于柏拉图主义传统中的政治哲学跟马克思历史科学之间进行比较。在这一比较的范围之内, 这种认识仍然是对的; 但若马克思关系到“现代性”呢? 也就是说, 当我们把现代性危机及其解决的基本意涵充分地考虑在内时, 它就站不住脚了, 需要进一步澄明。我们不能以为, 马克思“历史科学”的要义仅仅是局限于所谓历史领域规律的解释问题, 实际上, 问题的重要之处根本就不在这里。重要的是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是正确地把握了历史原则的“普遍科学”。如果人们不否认这一点, 那么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本身, 恰恰存在于它与柏拉图—黑格尔形而上学看起来似乎是“同一”部分里的争执, 在那里, 才潜藏着马克思哲学与他们的哲学“本质上”的差别。这就很容易解释马克思被委身于“柏拉图式的政治理论家”的行列的诸多原因, 或者更准确地说, 这绝非偶然。因为, 凡是在马克思名义下提到的独特性, 归根到底被那些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引向这一立场的人归属于柏拉图主义内部的“种”的差异。但是, 那样的话, 马克思以什么名义来反对形而上学呢?问题的关键是: 柏拉图式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解释的语境源自何处? 我们应该如何辨析这种语境中隐藏着的东西? 让我们做一番探寻。
综观20世纪的政治哲学史, 柏拉图式的马克思政治哲学解释源自何处的问题, 其实首先就是:人们如何来看待马克思对历史的普遍规律性解释的政治哲学含义问题, 亦即被发现的历史规律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指导社会的变革的问题。20世纪政治哲学史默认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反应通常是柏拉图式的, 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建立了可靠的社会变革的“规律”, 它是对客观的、以物质生产为基础的现实的人类历史之规定。从各个方面说来, 人们都认为, 作为对历史的客观规定是通过一种概念王国等级制来实现的。马克思如同黑格尔那样, 发展出了一套观念的哲学。从思想形式上讲, 它把世界分裂为两极: 其中所展示的历史唯物主义被一分为二, 一部分是以论证客观历史规律为诉求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 另一部分是以关于创造一个好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马克思就是从这两种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中得出结论, 并且从一开始就避免把结论建立在现状如何或现状曾经如何的基础上, 而使结论奠基于现实应该如何之上, 这就是资本主义必将在历史过程中灭亡的信念。基于这个信念, 在关于创造一个好社会的哲学中, 马克思对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或实在与理念的差距不满。这一点就本身而言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因为, 我们每个人都会根据社会理想批判社会现实。令马克思的反对者不解的是马克思的态度中的第二个方面: 马克思相信, 社会形态之所以不佳, 可以归因于这个世界内在的拙劣结构———普遍的私有制。这个方面之所以不易为马克思的反对者所理解, 因为他们认为, 既定的社会存在秩序(无论从哪里去寻找它的起源) 同样可以被看作为本来是好的。马克思之所以不愿意这么看,是因为他相信既定的存在秩序应该改造成为令人满意的完美秩序, 目的论和价值论这两种成分, 一起被内在化在他的世界历史观里面了。① 换句话说, 马克思对至善状态的陈述, 总是植根于一种对人类社会历史规律的综合性解释。因此, 在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根源里, 就如本雅明、罗蒂等人所冥想的:马克思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计划是一分为二, 一个是哲学计划, 另一个是政治计划。我们看到,从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漫画式的评价之意义中, 马克思的反对者可能会大致描绘出它的理论的结构特征: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 生产力、经济基础、社会存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等概念为一方, 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精神方面等概念为另一方, 构成了客观/主观两极对立的概念等级王国。其中, 前一方在价值上、逻辑上统治着后一方, 占据支配地位。按照这样的看法, 我们不能不相信, 这看起来就是无可争辩的柏拉图式的哲学翻版!
不过, 我们可以确认, 这个思想形式必定作为对马克思历史科学所批判的曲解而存在———因为它必定意味着去复原被马克思历史科学所批判的形而上学, 且这种复原越完美(如孪生子) , 我们就越不能分辨出它们之间的差异———但却清楚地证明, 如果以往那种概念等级原则让马克思开创出了历史科学, 且开掘出政治思考的证明性观念词汇, 那么, 我们如今要找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渊源不就得通过柏拉图主义找到柏拉图身上去吗? 在指出这一点之后, 可以试想, 那些“意识形态”论说的最近的反对者, 如卡尔·波普尔、迈克尔·奥克肖特以及其他政治哲学家, 声称现代性的危机表现为: 所有关于事物较好与较坏的政治思考本身, 已经终结在变成解释人类行为或社会变革的“规律”的那种知识之中时, ② 他们可能是正确的, 但是, 当他们遭遇真正的哲学问题时, 例如, 当他们感觉到由解释人类行为或社会变革的“规律”提供的知识不比任何其他的解释规律更能够证明某种“正确”或“不正确”的政治论说的时候, 当他们曲意把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结构性特征比附成“柏拉图—黑格尔式”的时候, 我们显而易见地看到了一种只有适合孔德的实证主义和适合于柏拉图主义, 尤其适合于回忆说的情形, 被挪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