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达默尔转向实践哲学

第一章 西方哲学的理论来源 纵观伽达默尔整个学术思想的发展，伽达默尔解释学的发展始终内含西方实践哲学的传统。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深深扎根于传统的沃土之中，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理念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事实解释学”思想。第一个方面对伽达默尔实践哲学的影响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大体规定了伽达默尔晚期致思的基本方向。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伦理学由于他的理解本体论的渗透而被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意义。 社会、政治、文化和人生是西方哲学讨论的永恒的主题。受社会政治变革的影响，西方哲学家始终把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融进自己的体系,引导人们积极投身现实的社会政治, "对人和社会的观察从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起就已开始。把伦理道德、社会政治与本体论结合在一起并形成系统理论的当推柏拉图,他的正义论是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核心,也是理念论的重要资源,最高的理念善是本体论的终极存在和最高的范畴，也是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最终目标。我们知道，柏拉图把“善”理解为是人类至高无上的目标，也是一切知识的最高对象。善的知识是通过对话达到的。另外，柏拉图关于理念等级的划分也很有意思：代表科学的数理理念处在第三级，其后还有比它更高级的伦理和审美理念，最高级的则是善的理念，这种排列顺序隐含有我们今天所说的价值理性高于科学理性的思想萌芽。柏拉图的思想为伽达默尔和盘继承，并推动着他从对理解本身的探讨转向对理解的最高目标——善的探讨。 不过，相比较而言，被伽达默尔视为西方伦理学的真正创始者的亚里士多德的下述思想对他的影响更大、更具体。"亚里士多德将第一哲学(形而上学,本体论)归之于理论的知识,将伦理学和政治学归之于实践的知识,这是从分类的角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类的知识,而不是割断它们之间的关联,因为第一哲学和伦理学。“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体系的组成部分,前者是最高的知识和学问,后者则是体现第一哲学原理的实践哲学"。亚氏关于理论(思辨)与实践所作出的区分至今仍是很有意义和价值的"从古希腊哲学家到,哲学家们不仅是社会的精神领袖、导师,而且也是社会政治活动家,位居社会政治舞台的中心,许多哲学家卷入社会政治斗争的旋涡之中,为政治变革和社会革命著书立说,提供思想武器。“他们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与他们的本体论知识论是相互渗透融会一起的"。从伽达默尔后期思想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批判地继承了柏拉图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这种实践哲学的核心就是伦理学，其基础为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它所要解决的是人类生活中的“善”这个包罗万象的根本问题。 伽达默尔后期愈来愈将团结、一致看成是社会理性的主要内容，从某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应用和发挥，进而使哲学解释学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升华。它隐含有当今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文化与文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最高准则——“尊重”，这是一个在今天应引起高度重视的基本的伦理范畴。 胡塞尔曾在《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中谈到“欧洲科学危机”。这里的科学既指古希腊意义上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也指现代的实证科学和精神科学的总和。因此，胡塞尔谈的是“普遍的科学危机”，是“包括纯数学和精确的自然科学在内的实证科学的危机”。胡塞尔认为，科学危机的表现就是科学已经丧失了生活的意义。实证科学排斥追问人生得意义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涉及人在与人和非人的周围世界的相处中能否自由地自我决定问题，涉及人能否自由地在他的众多的可能性中理性地塑造自己和他的周围世界的问题。”精神科学研究则运用数学—自然科学的方式寻找客观的、可确证的“真理”。但是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哲学把追求关于一切存有者的普遍知识当作自己的任务，古希腊罗马人的人生存在方式是“哲学的”人生存在形式，即“根据纯粹的理性，即根据哲学，自由地塑造他们自己，塑造他们的整个生活，塑造他们的法律”。文艺复兴时期的主导思想仍然是人应从自由的理性出发，从一种普遍的哲学观点出发，在人的伦理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重新塑造自己。可是这一时期所产生的“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又为欧洲人性的危机埋下祸根。在以后的发展中，这种物理主义的客观主义及其变种如实证主义、二元论、怀疑论，对欧洲文化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而追求理性的、普遍的哲学的理念则日益暗淡下去”。在胡塞尔看来，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只研究客观事实，大大限制了哲学的任务，是“残缺不全的理性”，非理性主义是一种“懒惰的理性”的理性，它们都不能引导人过上正确的生活。真正的人性是在追求一个普遍的科学的观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对古希腊传统理性信仰的崩溃，必然会导致人性危机以及其他各种危机，“哲学的危机意味着作为哲学总体的分支的一切新时代的科学的危机，它是一种开始时隐藏着，然后日渐显露出来的欧洲的人性本身的危机，这表现在欧洲人的文化生活的总体一意义上，表现在他们的总体的存在上。”既然诊断“欧洲危机的根源，在于实证主义、怀疑论、非理性主义等错误的哲学思潮排挤了欧洲传统的理性主义的精髓，”那么胡塞尔开出的药方便是:还理性以真面目，理性不仅是认识论(理性认识)的主题，也是真正的价值学说和关于伦理行为(善的行为)学说的主题，后者与一切存有者之间存在着最深刻的本质联系，“是理性给予一切被认为‘存有者’的东西，即一切事物、价值和目的以及最终的意义”，只有恢复古希腊传统的理性，才能实现人性之复兴，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存在。胡塞尔的这些观点无疑直接影响了伽达默尔，伽达默尔从他的“生活世界”理论得到了诸多启示，并进一步将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化为实践理性，“生活世界的观点具有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它打破了先验思维的框架。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不是理论与实践的综合，也不是一种新型科学，而是科学所独断地主张的先验的实践政治的局限性以及对哲学自身的科学性的新的批判意一识。 海德格尔在其早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中也表露出实践哲学倾向。首先，此在的生存论性质(此在所包含的存在向来就是它有待去是的那个存在)表明，此在总处于选择并确定自身存在的状态，“这个存在者可以在它的存在中‘选择’自己本身、获得自己本身;它也可能失去自身，或者说绝非获得自身而只是‘貌似’获得自身”。这可看作是从存在论的角度表明人的实践特性。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是自由地为最本己的能在而自由存在的可能性”，而且“只因为此之在通过领会及其筹划性质获得它的建构，只因为此之在就是它所成为的或所不成为的东西。这似乎说明了此在的自由存在可能性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和根本。一位西方有学者曾说，“严格说，我们世纪‘实践哲学复兴的前历史是从一个事实性释义学’的纲要开始的”，即从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开始的。 海德格尔倾注强烈的感情和大量时间研究古希腊哲学，这对伽达默尔转向解释学的普遍性和实践哲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伽达默尔在《自述》中说，他从希腊人那里领悟到，哲学思维不必遵循那种仅仅以一个最高原理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体系。相反，哲学思维必须在对原初的世界经验进行思考之后，进一步思考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语言之概念力和直观力。他认为这就是柏拉图对话的秘密。海德格尔追随柏拉图“让对手强大”的智者原则，使伽达默尔后来提出了“善良意志”观点。他还在海德格尔的激励下，深入研究的物理学，研究现代科学的诞生，对伽利略的思想尤为关注。除此之外，伽达默尔自己承认，“我们还是得把他(指海德格尔)对于暗含于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中的‘知识的模式’恢复归功于他”，可见，海德格尔对实践智慧的阐发直接影响了伽达默尔，“海德格尔及其1923年对实践智慧的解释对我有重大意义”。另外，海德格尔对新时代科技的分析，也直接为伽达默尔后来对科技理性的批判提供了理论素材和启发。 由于科学理性以及受其思想方法支配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拒绝探讨或不能回答人的价值和生活意义问题，现代社会出现了深重的价值危机—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价值危机乃是人性危机的最深刻方面，价值观上的原则性分歧必然导致人类根本的分裂，因此，人类要达到团结，不能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基础。当以上所分析的理论渊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善”的理念、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和海德格尔的“事实解释学”思想在伽达默尔那里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具有了一种新的时代气息。在此基础上，伽达默尔发展出了自己的富有特色的实践哲学，试图通过实践哲学的调介作用，创造一种未来的世界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类的道德概念和道德秩序可摆脱一切间距和相对性而凝集成一个“共同的伦理”。 转向实践哲学的外在动因 促使伽达默尔转向实践哲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外在动因是哈贝马斯对他的批判以及他们之间的论战。我们知道，哈贝马斯对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进行了吸收与反思，他肯定伽达默尔哲学诊释学的贡献，认同其对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批判，赞赏其突破传统的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而指向理解的本体，强调理解的境遇性，形成主体间理解与沟通的可能性。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停留于伽达默尔的这个层面，而是对他的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他责备伽达默尔历史观中的保守主义倾向。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把对传统、成见和权威的维护视为自己独特的贡献。在他看来,只有维护了成见和传统,人们才能拥有自己独特的视域,不同时代人们的视域才能相互融合，效果历史才能由此产生。但是伽达默尔对传统、成见和权威的依赖恰是哈贝马斯批判的重点。哈贝马斯认为,权威就是传统,对权威的承认就是服从,这就使我们对历史和现实产生过分依赖,丧失了社会科学本来所固有的批判意识。在哈贝马斯看来,伽达默尔只看到了权威与理性的同一性,却没有看到权威与理性的对立。这是其成为保守主义者的原因所在。 面对社会中批判意识的衰落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统治，哈贝马斯指出，解释学不应仅仅是对文本的理解，其任务不是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