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中国知识人的“崇西”倾向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是他们如何在“崇西”时“用西”。因为“崇西”, 陈独秀接受了杜威政治哲学中的民主思想; 由于开始倾向于“直接行动”、国民参与、大众民主、社会革命, 因此他吸纳杜威思想时又有着明显的选择性。而陈独秀并未意识到这一吸纳方式可能产生的根本理念上的内在冲突。晚年陈独秀回归民主立场后, 他的思维原则与杜威实用主义有许多暗合之处。
近代以降, 中国知识人本着“救亡图存”和谋求现代化的现实目的, 对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吸纳, 这其中经历了“崇西”和“用西”两个交错纠结的过程。所谓崇西, 其表现是但凡新的就是好的, 形成了“新的崇拜”; [1](P18- 81) 而具体吸纳时, 亦如所有跨文化传播一样, 均是选择性地吸纳西方思想文化中适合中国需要的部分, 并且有意无意地加以改造, 这是所谓用西。然而这种选择性地接受有时是自觉的, 有时却是不自觉的, 有时则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 而它们同时又与具体语境密切相关。本文以近代中国的重要思想家陈独秀接受杜威政治哲学为例, 讨论崇西、用西过程中处于个人行为和思想转型期的陈独秀本人的思想状况如何具体影响接受过程, 他如何进行选择性接受, 产生这种选择性接受的社会因素以及晚年陈独秀的思维原则如何与杜威实用主义原则交叠暗合。①
一、错位的接受: 杜威演讲与转型期的陈独秀
1919 年4 月30 日, 杜威应尚志学会、新学会、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等邀请来华, 从此开始了在中国为时两年多, 历经十一省的讲学活动。杜威先是在上海及江浙一带演讲了一个多月, 5 月29 日抵京。此时, 正值“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京城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抵京的杜威于6 月8 日、10 日和12 日, 每日上午在西城胡同北洋政府教育部会场演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此前不久, 即4 月初, 陈独秀刚被北京大学撤销了文科学长的职务, 他与北大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6 月11 日, 陈独秀因散发支持学生运动的《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在此之前, 他是否出席了杜威在教育部会场的前两次演讲, 尚无史料证明。从常识上看, 如此繁忙的陈独秀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认真关注杜威及其演讲, 很可能这一关注的落实是在陈独秀被捕以后, 即他在监狱中以及出狱后得以认真读到彼时北京报纸和《新青年》等杂志上刊出的杜威的演讲稿和有关报道。但是, 这种现实中的阴差阳错并没有思想上的阴差阳错对陈独秀关注和吸收杜威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影响大。
前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型, 以1918 年12 月创办《每周评论》为标志。在此之前, 他的大部分精力放在思想层面的启蒙之上, 而此后, 则越来越倾向于现实政治。实际上, 陈独秀思想转型的萌芽, 至少可以追溯到1918 年7 月。此时, 他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 [2] 直接对现实政治发言, 一个月后, 即8 月15 日, 又在《社会制裁力》[3] 中表现出对“社会革命”的赞赏。陈独秀对现实政治的关心本是导因于现实政治的刺激, 然而越关注现实政治, 他所受现实政治的影响也就越大。从对政党政治的不满到对官僚集团、军人集团以及政客集团( 他所说的“三害”) [4] 毫不留情的谴责, 再到鼓吹和崇信“社会制裁”、“平民征服政府”、“直接行动”① 的作用, 都是他身处现实政治之后, 对现实政治的不满日渐加深的表现。这也是此时陈独秀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陈独秀最早提及杜威是在1919 年10 月12 日参加《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中。他赞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 并由此推论说, “国人及今已至觉悟之时期”, 但对比“爱国心之觉悟”和“政治不良之觉悟”两个国人觉悟的步骤来说, 他最看重的第三步, 即“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 因“具此觉悟者, 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 还不能令人满意。也就在谈及第三步时, 他特别引用了杜威的话, “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 非把他改良不可”。② [5] (P426) 从陈独秀的此番引用来看, 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 与学生们相比, 陈独秀对社会和政治的认识显然更深一层。其二, 对社会组织不良的“觉悟”与他3 年前所认知的“伦理的觉悟, 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6] 相比, 社会改造明显代替了思想启蒙成为他此时的基本诉求。
然而, 陈独秀的转变仍有一个短暂而充满矛盾的过渡期。在随后引用杜威言论的文章《实现民治的基础》[7] 中, 他虽然特别强调民主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 实现民主( 治) 的方式上, 也颇有“直接民主”的意味, 但在实现的途径上, 仿佛仍旧把杜威所描述的美国式的社会改良作为依据。不能说, 此时杜威思想占据着陈独秀社会改造思想的全部, 但杜威的那些契合陈独秀的基本诉求的言论, 总让陈独秀不能忘怀。一个月后, 陈独秀在一篇题为《青年体育问题》的随感中, 又一次提及杜威。他写道: “听说杜威博士说奉天学生体魄好, 不像南方和北京底学生都出现疲弱的样子”。[8] 1920 年2 月, 他在《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中对“新教育”之“新”的诠释, 即“教育要趋重社会”、“要注重启发的教育”和“要讲究实际应用”等, 则几乎与杜威教育思想等同。[5] (P490) 而在陈独秀接受马列主义以后, 杜威仍是他所尊重的对象。1921年4 月29 日, 陈独秀在广州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亲自主持杜威的演讲会并介绍杜威生平,就是一个佐证。
显然, 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形成的短暂的热潮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 中国知识人的崇“新”的又一表现。但在崇“新”之时, 中国知识人大多也是本着“救国图存”和现代化的原则“为我所用”( “用西”) 的。陈独秀也不例外。1920 年的陈独秀正在从一个思想型的人物向行动型的人物过渡。过渡期的陈独秀一方面倾向于“直接行动”, 一方面仍保留着对思想的关注, 并努力找寻行动的思想依据。而杜威实用主义不仅在民主理念、科学方法以及进化论上与陈独秀等新文化一代的鼓吹和信念相投契, 而且它总体上的重“行”( 实践) 、重社会交往的特征, 也与陈独秀等人努力的方向相一致。二、社群倾向和民主认同: 陈独秀与杜威政治哲学的契合与冲突杜威前后期的政治哲学并不完全相同。在中国所作的系列演讲中, 杜威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政治哲学与社会哲学思想, 但并不意味着他这两方面的思想就已臻完善而无须发展了。③ 不过, 对陈独秀而言,他所认知的杜威思想主要还是基于杜威在中国演讲的内容。作为实用主义哲学家, 杜威的政治哲学已超越了传统的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 个人成了“关系中”的个人。杜威最为强调建立一个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共同生活、互动交往构成的具有社群倾向的共同体。
陈独秀早期的民主观中个人主义色彩一直比较浓, 对个人价值的看重使他一度超越了民族主义( 或爱国主义) , 成为吸收西方思想的基础。从1903 年开始, 陈独秀的个人主义持续了十几年。“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后, 个人主义基础上的世界主义仍是他立论的原则, 所以他特别担心有人借“爱国主义”来误导学生, 以致产生侵害普世原则的可能。① 而也就在“五四”前后, 陈独秀的个人主义逐渐为社群倾向所取代。这一点成了陈独秀接受杜威政治哲学的重要前提。
民主是杜威中国之行所有演讲的核心, 无论是社会哲学、政治哲学, 还是教育思想, 贯穿其中的基本精神都是民主。在民主方面, 杜威为中国人提供了两类崭新的选项: 一类是从民主总体上立论, 他将民主解释成政治民主和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 另一类是从民主的分类上立论, 即阐述了民主构成的四个元素: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以及生计的民治主义。② 随着关注现实政治的强度加大, 陈独秀开始将希望几乎完全寄托于社会改善和国民直接的政治参与之上。而就在他批评政客自保, 政党无能, 军阀专权时, 亦一并将纯粹体制上的政治民主纳入怀疑的范畴。由政治民主转而信奉大众民主,乃至社会革命, 让他不可能接受杜威的政治民主思想, 特别是代议制的原则。而杜威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 根植或者说寄望于社会, 充满了大众和民间的意味以及新文化人所追求的理想主义, 则为陈独秀所认同。
杜威对民间组织的作用的看重, 乃是基于他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民主原则。他以为, 自由组织的团体有两层功用: 一是“养成国民组织的能力”, 二是因为“这些私人的自由组织往往是改良社会政治的先锋”。这个颇有社群意味的说法不仅在民主的发生学意义上启发了陈独秀, 它也与陈独秀所向往的目标非常一致。可以说, 怀抱社会民主期望, 谋求自下而上改革的陈独秀从杜威那里获得的启发, 既包括崭新的民主理论上的支援, 也包括实现人民民主的基本途径。前者满足了陈独秀“崇西”的愿望, 后者则为他“用西”提供了选择的可能。
在《实现民治的基础》一文中, 陈独秀最为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在接受杜威政治哲学后的理论主张。此时, 对直接民主的崇信让陈独秀把杜威在《美国之民治的发展》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系列演讲中所谈及的人民直接的、实际的自治与联合等主张更加理想化。为了与美国民主的发生相一致, 也为了找寻中国民主的现实资源或现实依据, 陈独秀特别提及中国可以从一村一镇着手, 城市从社区起步, 同业联合则以职业为范围的建议。类似的小共同体式的民主所能实现的民主的人人参与, 最适合陈独秀的大众民主的诉求, 同时似乎也能避免代议制民主所可能产生的官僚执政和少数人专权。正是心存后一类的担忧, 陈独秀反对小共同体联合成全国性的“空洞的‘工会’”。[7] 然而, 不以此方式联合, 用何种办法实现小共同体的燎原之势, 陈独秀似乎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表面上看, 无论从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