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旅游管理论文，本文构建了具有甘南藏族自治州特色的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根据旅游发展下郎木寺镇和拉卜楞镇牧户的实际情况划分指标，依托参与式农村评估法获取的直接观察、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数据，从定性与定量两个角度对牧户的生计脆弱性进行评价并分析影响因素，比较研究不同旅游地生命周期阶段、不同生计类型牧户生计脆弱性的差异，提出计划性调控和自主性适应策略。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长期以来，旅游业被视为带动我国民族社区发展的有效途径，在居民生计改善方面的积极作用被广泛关注。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旅游业作为产业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造血式”扶贫、“扶智式”扶贫和“大众式”扶贫的特点，成为推进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助力“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居民致富的重要手段。2019 年，甘肃省共接待游客 3.74 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680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24%和 30%，旅游业在全省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柱作用进一步凸显①；在 2020 年，全省旅游行业迎难而上，在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下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接待旅游总人数 2.13 亿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455 亿元。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青海、四川三省交接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草原辽阔，畜牧资源得天独厚，是全国的“五大牧区”之一。近年来，甘南藏族自治州凭借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深厚的文化积淀、浓郁的民族风情实现了旅游的跨越式发展，带动了一大批牧户由过去传统畜牧养殖转至“吃旅游饭”，草原观光、民俗体验、户外徒步、藏餐美食、帐篷生活、乘马自驾等旅游项目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的目光。截至 2019 年，全州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1447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15.0%；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74 亿元，增长 16.0%，建成观景台 8 处，建设旅游专业村 60 个，设置旅游标识导示牌 328 个，新建旅游厕所 140 座②。
但 2020 年初突发的新冠疫情使得全球经济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均遭受重创，阻断了成千上万人的出游活动，全国各地景区陆续宣布关闭，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产品，众多涉旅企业和个人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全国旅游业几乎陷入停滞。对于国内的不同地区而言，地理环境和经济水平所存在的差异性使得社区居民的生计产生各式各样、不同程度的脆弱性。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
1.2.1 旅游发展下民族社区的相关研究
德国社会学家 Tonnies（1887）是最早对社区本质和特征进行论述的学者[1]，20 世纪 20、30 年代，Park、Mckenize 和 Burgess 以城市社区为研究对象，重新界定了社区的内涵，并提出了一系列社区研究理论[2]，研究重点放在城市内不同种族和民族组成的社区。同一时期，费孝通在翻译《Community and Society》一书时将社区的概念引入中国[3]。
国外学者对于旅游发展下民族社区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对民族社区的影响、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两大方面。在旅游对民族社区的影响相关研究中，Smith（1989）在《东道主与游客》一书中用人类学的观点研究了爱斯基摩、库拉和汤加等民族社区在旅游发展下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走向[4]。Stanisaw（1991）[5]、Susan（1995）[6]、Garcia（1995）[7]和Matthew（2000）[8]分别就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的就业机会、民族认知、女性地位和经济收入的影响做了阐述。Xie（2010）指出旅游重构了中国海南省兴隆县印尼侨民社区的身份认同和真实性[9]。Tremblay（2011）通过构建三阶段模型阐述了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民族社区如何转变为以旅游为基础的跨国社区[10]。Hudson（2017）研究表明旅游为民族社区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同时可以保护脆弱的考古遗址免遭破坏[11]。但Bakas（2017）[12]、Hampton（2018）[13]、Qu（2019）[14]也指出旅游发展加剧了民族社区男女性别、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不稳定程度。在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相关研究中，Inskeep（1991） 认为提高社区居民在旅游的参与程度，有助于弥补他们在旅游发展中的弱势地位[15]。Joppe（1996）指出民族社区与旅游业存在着强互动关系，社区参与能推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16]。Ying et al（2007）[17]、Wang et al（2010）[18]和Hamiltonet al（2013）[19]认为社区参与旅游所带来的利益分配方式的变革、教育培训的机会和发展决策的科学化等是促进民族社区发展的重要方式。Ghaderi 等（2012）通过伊朗哈拉曼村的旅游发展研究揭示了社区参与程度过低是旅游发展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20]。Puvaneswaran（2017）指出社区参与同赋权，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一起，是马赫梅里族裔社区旅游可持续性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21]。Su（2016）研究表明，社区参与在为游客建立有益地体验和文化理解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并影响目的地民族社区的社会和文化生活[22]。Chen（2017）研究了朗德苗寨社区参与和赋权在旅游发展中的作用，认为“朗德模式”为民族社区经济和文化两方面提供了理想参照[23]。
2 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
2.1.1 生计脆弱性
生计脆弱性是指家庭在生计活动过程中，其生计结构变化或面临外力冲击时所具备的不稳定、易遭受损失的状态，具体可从两方面进行理解。一是能力受损，被界定为应对谋生环境变化时个体或群体所表现出来的敏感性，以及难以维持生计的软弱无能状态；二是潜在损失，是由于缺乏足够有效的生计资本或者由于生计资本结构性障碍导致生计风险增加的可能性。
2.1.2 旅游影响
旅游影响即为旅游效应，是指旅游者活动或旅游产业活动等所引发的积极或消极影响的总和，不仅体现在对旅游活动主体本身的影响，也包括对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影响，而后者是旅游影响研究尤其需要给予关注的方面。本研究中的旅游影响，主要集中在旅游发展的背景下，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等方面的变迁对牧户生计活动的影响状况。
2.1.3 旅游生计策略
旅游生计策略是指在旅游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家庭根据自身的意愿和资本，将参与旅游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变迁和重构传统的生计结构，以应付环境的变化并能从冲击中恢复，实现生活质量的改善和生计的可持续。
2.2 理论基础
2.2.1 可持续生计理论
可持续生计理论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研究者对早期贫困问题的创造性深化研究，落脚点在于微观的家庭与个体层面。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的报告中首次提出可持续生计概念：“个人或家庭为改善长远的生活状况所拥有或获得的谋生的能力、资产和有收入的活动”。此后，许多学者和机构都纷纷提出了可持续生计的观点，目前被广泛认可和接受的是 Scoones（1998）的界定：某种生计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资产和成果组成，如果这种生计能应对压力和冲击而恢复，并能在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基础的前提下保持或提升能力和资产，那么该生计具有可持续性。
英国国家发展署（DFID）在 2000 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清晰地展示了生计构成要素之间的结构与影响关系，并且提供了一整套完整的分析思路，成为目前研究当中普遍采用的经典范式，引领着可持续生计理论研究。
3 研究方案...................15
3.1 研究思路.........................15
3.2 研究方法..........................16
4 旅游发展下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24
4.1 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依据............................... 24
4.2 暴露度—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 24
5 旅游发展下牧户生计脆弱性评价.................. 34
5.1 评价结果...................34
5.2 影响因素分析.....................................35
6 旅游发展下牧户生计脆弱性的调适策略
6.1 计划性调控策略
6.1.1 完善突发事件的响应机制，推动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
完善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公共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的响应机制，加强日常监测预警，对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风险信息加强收集、分析和研判，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向牧户发出提示预警信息；密切关注牲畜市场价格波动情况，从严查处借突发事件之机哄抬价格、囤积居奇、散布涨价谣言等价格违法行为；加强政策措施、科普知识宣传解读，及时回应牧户关切，消除牧户的担心焦虑。
要根据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和需要，做好牧户的经费保障工作，进行专项拨款，对在突发事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牧户提供适当物质激励；针对因突发事件而生产生活出现困难的牧户，出台补贴降费措施，加大对劳动密集型畜牧产品生产企业和受突发事件影响较大的餐饮、住宿行业的财税支持力度，鼓励支持开展旅游经营的牧户复工营业，保障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的平稳运行。
6.1.2 尊重牧户的畜牧传统，引导牧区建立现代化经营模式
在坚持和完善甘南藏族自治州草畜承包制的大前提下，尊重牧户世代相传的游牧文化、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承认牧户自发形成的以集体为主的联户放牧形式，满足牧户在四季草场进行轮替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