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战略管理论文，本文以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三项子研究，包括“数字可持续导向的内容结构”（子研究一）、“数字可持续导向的驱动机制研究”（子研究二）以及“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三重绩效的影响研究”（子研究三）。
第1章绪论
1.1研究景
全世界正面临着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挑战，为此，联合国于2015年就启动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Development Goals，SDGs）明确了2030年的涵盖贫穷、健康、教育、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等问题的全球愿景和优先事项，呼吁世界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群体行动起来，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生产和消费，促进人类与地球的繁荣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我国也一直把可持续发展作为战略制定的基本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可持续发展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作为国家力量的延伸，企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关乎国家经济民生福祉。在“十四五”期间“双碳”目标的指引下，企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重要性愈发凸显。随着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理念在国内的快速传播，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将ESG纳入公司经营战略和重大决策的考量之中以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价值创造。然而，据世界基准联盟（WBA）的追踪调查发现，大多数企业只是在缓慢地进行可持续变革，只有少数公司能够实现所承诺的可持续目标。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企业没有真正将可持续纳入内部战略和运营之中，另一方面是受限三重底线（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间的悖论约束无法有效实施。如何让企业可持续价值主张不再停留于形象宣传，真正实现企业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成为了关键（Santarius等，2023）。
目前利用数字技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等精心策划的转型可以通过降低运营成本、资源浪费、污染排放，提高科学决策、产品监督、公众参与和未知风险处置等因素来加速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Pan和Zhang，2020；Bohnsack等，2022）。同样，可持续发展目标亦能够驱动数字技术的应用与迭代。企业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知识创造活动，涉及精益制造、环境保护、顾客权益保障等多个知识领域（Strambach，2017；于飞等，2020），由于数字技术本身所具有的敏捷性、开放性等特征，能够响应需求而进行编辑、拓展与更新，进而实现生产要素与过程的数字化赋能（Yoo等，2010；Von Briel等，2018）。但也有研究证实数字技术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企业的数字化也会带来投入成本激增、信息过载、能源消耗、数据安全等环境与伦理道德问题（Waibel等2017；Itten等，2020），数字化与社会环境效益实际上呈现倒U型关系，利用数字技术不当也会产生“反弹效应”（Lange等，2020；Ahmadova等，2022）。因此，部分学者认为企业随意增加数字化的规模反而不利于可持续目标的实现，数字化转型企业须承担数字社会责任（Zhou等,2019；Chiarini，2021）。
1.2研究目的
根据以上研究不足，本文开展了三个子研究，其中，子研究一明晰数字可持续导向的内涵与维度；子研究二探究驱动高/非高数字可持续导向的实现构型；子研究三探究数字可持续导向如何影响企业三重绩效，以及二者之间的中介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目的如下：
其一，数字可持续导向的内容结构与量表开发（子研究一）。探究数字可持续导向的内容结构，刻画数字可持续导向的价值行动趋向特征，并进一步开发测量量表。作为整合数字化赋能与可持续价值创造优势的一种多重战略导向，数字可持续导向表现出哪些独特的企业价值观，其构成包含哪些维度，以及如何进行测量，是本研究拟解决的核心问题。
其二，数字可持续导向的驱动机制研究（子研究二）。企业战略导向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复杂影响，这一影响过程受到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动态交互影响，而不是由单一变量影响决定（Peng，2002）。故本文选用制度理论和WSR方法论将制度环境、企业内部设施与组织认知作为企业数字可持续导向的三个重要方面。本文选取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平台生态系统、强制压力、规范压力、模仿压力、组织可持续认同这6个条件作为驱动企业数字可持续导向的重要前因，采用FsQCA（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基于组态视角分析了以上6个前因条件及其不同组态构型对于高/非高数字可持续导向的复杂因果关系。
其三，数字可持续导向对企业三重绩效的影响研究（子研究三）。回顾已有研究，学者们一直在寻找能够有效使企业兼顾环境、社会与经济效益的三重绩效，以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的方式。尽管数字化被认为是驱动可持续转型的重要手段，但由于其自身带有的数字化悖论问题一直饱受争议。对于数字化与可持续协同发展能否促进企业三重绩效的提升学界尚需开展深入的讨论。尤其针对制造业企业进行研究时，二者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检验。在数字可持续战略导向的作用下，企业将尝试执行数字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相互促进的管理实践，促进这两类交叉领域间的知识融合。基于知识基础观来看，数字可持续导向将不断对数字技术知识与可持续知识进行联结、组合与重构以实现知识耦合，帮助企业不断审视数字技术与可持续发展需求的匹配程度。
第2章文献综述
2.1企业可持续性的相关研究
2.1.1企业可持续性的内涵
企业可持续性可以向前追溯到可持续竞争优势理论的研究。可持续竞争优势起源于竞争优势，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Chamberl于1939年提出，被界定为企业能够比竞争对手表现得更好，后来逐渐演化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与对发展态势的持续追求，企业利用自身优势避免或补足弱点并化解威胁，构筑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以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长期绩效。从资源视角出发，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点在于对竞争优势的持续复制（田佳卉，2022）。随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从环境管理角度出发，环境保护、污染防护和环境可持续性逐步成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新内涵，具备绿色环境友好方面的组织能力更加难以复制，存在一定的模仿障碍，企业发展得以持久延续。此前，针对企业发展效果的评价多围绕着经济绩效这一单一发展指标展开。然而，随着企业发展理念的不断进步，对企业发展绩效的评判转向了包含社会绩效、环境绩效等在内的多维度评价指标。早在2.1企业可持续性的相关研究2.1.1企业可持续性的内涵企业可持续性可以向前追溯到可持续竞争优势理论的研究。可持续竞争优势起源于竞争优势，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Chamberl于1939年提出，被界定为企业能够比竞争对手表现得更好，后来逐渐演化为企业保持竞争优势与对发展态势的持续追求，企业利用自身优势避免或补足弱点并化解威胁，构筑可持续的竞争优势，以获取高于平均水平的长期绩效。从资源视角出发，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重点在于对竞争优势的持续复制（田佳卉，2022）。随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从环境管理角度出发，环境保护、污染防护和环境可持续性逐步成为企业可持续竞争优势的新内涵，具备绿色环境友好方面的组织能力更加难以复制，存在一定的模仿障碍，企业发展得以持久延续。此前，针对企业发展效果的评价多围绕着经济绩效这一单一发展指标展开。然而，随着企业发展理念的不断进步，对企业发展绩效的评判转向了包含社会绩效、环境绩效等在内的多维度评价指标。早在
2.2企业数字化的相关研究
2.2.1企业数字化的内涵
数字技术为企业转型提供了技术支持，能够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否有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是否能够较好地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外部环境的感知与及时调整（Vial，2019）。早期，数字化多用来描述企业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或描述企业IT资源应用情况。随着数字技术、数字资源的使用，企业数字化转型反映了企业自上而下的运营流程的优化与变革（汪志红和周建波，2022）。企业数字化使企业拥有全新的价值创造体系与竞争力，更好地调用数字潜能以应对组织人员、组织结构、组织文化等方面变革带来的挑战
对于企业数字化的区分可以分为传统阶段和融合阶段。在传统阶段，企业数字化被认为是对IT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将企业数字化界定为简单应用网络的行为。戚聿东和肖旭（2020）提出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ABCD”技术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技术架构，为企业数字化嵌入提供了基础技术支撑。或是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来抵御外部市场变化与竞争者冲击（Tiwana等，2010）。企业的数字化程度可以通过企业引进的或者自主研发的数字技术来衡量（戚聿东和蔡呈伟，2020）。随着对企业数字化理解与应用的逐渐深入发现，传统的企业数字化行为因其只是对数字技术的嫁接与应用，不能完全发挥企业数字化行为的优势，导致企业数字化行为激发企业成长效果的不确定性较强。在对企业数字化路径进一步讨论后，学界对企业数字化的内涵理解进入到了全过程数字化阶段，学者们普遍认为，企业数字化的关键是对数字技术在企业生产、运营、研发等生产流程的全过程数字化升级，以及对数字生产要素与人、地、资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合理匹配，进一步推进企业跨界融合和价值创造，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何帆和刘红霞，2019）。
第3章 数字可持续导向内容结构 ....................... 45
3.1 问题的提出 ............................... 45
3.2 数字可持续导向的维度结构探索 ..................... 46
第4章 数字可持续导向驱动机制研究 ...................... 71
4.1 问题的提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