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科学论文，本文基于对“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CMDS 2018）资料的分析，运用社会经济地位概念与社会支持类型对流动老年人健康影响因素的不同维度进行操作化，这既对数据进行了准确地操作化，同时也确保了该模型的正确性和所构建指标的可信度，最终根据量化分析结果得出相应结论。
1绪论
1.1研究背景
市场经济体系的日益健全、城镇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地域间距离的逐步缩小，引发了人口流动的热潮。人口流动在我国呈现出“举家迁移”和“拖家带口”的特点，而非以往纯粹的劳动力流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5）。除子女随迁外，由于外出经商、在地老化、照顾孙辈、异地养老等因素，更多的老年人也加入了“流动”行列，成为“流动老人”。第七次全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有4.9亿人户分离人口，其中有3.7亿为流动人口，与2010年数据进行比较，流动人口涨幅接近70%（国家统计局，2020）。统计数据还表明，中国现有2.6亿六十岁及以上人口，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8.70%,而六十五岁及以上人口有1.9亿，占总人口的13.50%。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逐渐加深和人口流动热潮的大范围兴起，老年流动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中提到，在整个流动人口中单老年流动人口占比就达到了8%，具体有1778.4万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8）。不管是为了外出务工、养老还是为了照料孙子辈，流动的前提条件是老年人都要有良好的健康状况。特别是在老龄化危机不断加重、人口快速流动的现实背景下，流动老人的健康问题，无论在今天还是将来，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健康中国2030”纲要也强调，对于老年人、妇女儿童、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的健康问题不能忽视。
社会工作是在应对城市化、工业化所产生的各类社会问题中所形成的专业自觉。随着社会工作尤其是老年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化，流动老人的健康问题逐渐成为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研究议题，社会工作介入其健康问题的重要性也尤为迫切。多数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健康的影响有着不容忽视的结构效应。其中，社会经济地位对于个体的健康水平、预期寿命起着决定性作用（Winkleby et al.，1992；Link&Phelan，1995），并且这种影响不易受文化和区域等因素所限制（Williams，1990）。对社会支持的研究能够为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提供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1.3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定量研究方法为分析策略，主要通过统计方法寻求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健康影响的作用机制。首先，在大量阅读及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建立在中国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流动老人健康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运用统计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健康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社会经济地位效应的异质性。数据来源为“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CMDS 2018），主要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和多类别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运用统计学方法，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下的流动老年人的主观、客观健康状态进行对比，为后续的老年社会工作介入提供数据分析基础，并回应学界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支持对健康影响机制的解释。数据分析方面，具体方法如下：
（1）列联表分析：本文通过对流动老人主客观健康状况进行频数分析，具体探究流动老人在人口学特征、流动特征、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社会支持等方面，呈现出的健康状况差异性特征。
（2）二元逻辑斯蒂回归（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鉴于本研究中的因变量客观健康为二分类变量，因而选择了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支持对流动老人患病情况的影响。
（3）多类别逻辑斯蒂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由于本研究中的因变量自评健康为多分类变量，因而选择多类别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来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支持对自评健康影响的差异性。
2文献回顾
2.1概念界定
2.1.1流动老人
流动老人，有很多诸如老漂族、随迁老人等别称，虽然所指的对象都是流动的老年群体，但是，对其的定义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周红云、胡浩钰（2017）将流动老人诠释为户籍地跟当前所居住的地区不一致或者是离开户籍管理地超过6个月以上的老年群体。梁宏、郭娟娟（2018）提出流动老人，即在流入地居住时间超过12个月且没有办理户口迁移的老年人口，并依据其是否持有本地户籍将其分为两类：户籍或非户籍老年流动人口。谢东虹（2019）借鉴芦恒、郑超月（2016）的观点和方法，将流动老人细分为务工型、养老型、保姆型和其他型。还有学者则结合流动的方向进行划分，常见的有“乡—城”“城—城”“城—乡”“乡—乡”四种类型（王婷、李建民，2019）。在很多研究中，对流动老人年龄的划分也有所不同，靳小怡、刘妍珺（2017）在分析流动老人的生活满意状况时，发现农村老人流动基本都是为了进城务工或者是照顾孙子辈，因此，相比于未流动的老人，这类群体会相对更加年轻，因而将流动老人的年龄划分在五十岁以上。王世斌等（2013）在深入分析后，将流动老人定义为从原居住地流出到城市但是户籍并未迁出的六十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而孟向京等（2004）在对流动老人的年龄进行划分时，主要依据国际标准，以及我国现行的退休政策，将流动老人的年龄界定为女性五十五周岁及以上，男性在六十周岁及以上。
流动老人既有身份的特殊性、流动性以及外来者的特点，再加上自身社会人口条件、年龄等因素，使得其具有异于一般流动人口的特殊性。以往的研究从流动时间、原因、方向、年龄等方面对流动老年人进行了分类，但总体上还是认为流动老人是指户籍不在现居住地、离开户籍登记地超过半年的老年人。进一步地，根据本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以及现行的户籍制度、退休政策，将流动老人的年龄限定在男性60岁及以上、女性55岁及以上。
2.2流动老人健康研究
2.2.1流动老人健康状况
对于流动老人的健康现状，国外的Kristiansen（2016）等人在深入探究欧洲地区老年流动人口不断增多的现象以后得出，相比本地老人来看，流动老人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与之相似，但是也存在差异，主要体现在疾病重要程度、发病年龄等方面。也有学者指出，尽管相比一般老年群体，流动人口的老龄化与之基本相同，但随着流动的发生，老年人所呈现出的语言沟通问题、地域歧视问题、健康问题等会更加严重，并且对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也是不利的（Sunha，2011）。该研究结果还显示，相比于本地老年群体，起初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相对较好，然而随着慢慢老去，与同龄人相比，流动老人的自评健康会更倾向于消极评价，身体各项机能下降的也更快。
最近几年，国内对流动老人健康问题的研究刚刚起步不久。从整体的研究结果来看，学者们发现相比一般老年人口，流动老人的平均年龄会更低，健康状况也相对较好，但亦有相当一部分的流动老人患有慢性病，面临着较高的健康风险（宋全成、张倩，2018；蒋佳琪、谢勇，2020）。另外，由于流动老人本身的健康状况、生活方式等的差异，就导致流动老人在健康方面的不同。务工型的流动老人基本都是外出打工或经商，所以其对健康透支的比较严重，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指出这类老年人的健康优势较为突出，因为适当的工作可帮助其有效降低患老年慢性病的风险（周小刚、陆铭，2016；李建民等，2018）。通常情况下，未失能的随迁型流动老人都具有良好的健康状况，特别是随子女迁移的流动老人，不仅年龄相对较低，而且健康状况较好，可帮助子女分担更多的家务劳动。但是，在忙碌的同时他们也可能会忽视自己的生活质量和身体状况，长此以往也会出现身体、心理健康问题（彭大松等，2017）。而失能和半失能的流动老人，他们是随着子女迁移往往需要他们来照顾自己的基本生活（周素红等，2021），健康状况相对较差。
3研究设计...................19
3.1数据资料........................19
3.2操作化与测量........................19
4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客观健康.....................25
4.1研究假设......................25
4.2模型设定........................27
5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自评健康...................40
5.1研究假设....................40
5.2模型设定........................42
5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自评健康
5.1研究假设
教育水平在个人获得社会、心理和经济等各方面资源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获取资源的限制和成本也会相对更少。与此同时，文化水平越高，个人在主观上越感到自己有价值，遇到问题时也能够积极解决，这样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就有足够的控制感，从而避免做出一些伤害健康的行为（王雪辉、彭聪，2020；黄金玉等，2022）。
参加工作可以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展示自身能力、获取独立经济，不仅如此，个人还能通过就业获得诸如社会支持和认同感等非经济利益。但是不同的职业所带来的回报也是有差异的，我国有很大一部分人更倾向于在公务员系统或者是一些国企等体制内单位进行职业选择。这是因为这些职业在带来稳定收入的同时还附带着较高的职业声望，人们由此能够得到更多社会的尊重，也更有能力进行资源调配（李路路等，2016）。即使是退休后，职业也能对老年人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由角色转变所带来的生活不适以及心理落差，另外退休前工作的压力也会持续到老年阶段，对精神健康产生不利影响（于坤、刘晓燕，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