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医学论文，文章认为，将社会组织起来共同抗疫是科学防控思想的生动体现，推动科学观念与医防科技的社会化是新中国血防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保障。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重影响着人民生产生活的今天，从血防科技社会化中得出的两条经验，对于增强防控政策的社会再组织功能和民众的自我防疫能力，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一章 血防难题与新中国防疫起步（1949-1955）
1.1 旧中国的血吸虫疫病及其处置
寄生人体的血吸虫主要有埃及血吸虫、日本血吸虫、曼氏血吸虫、间插血吸虫、湄公血吸虫和几内亚血吸虫等六种，前三种较为常见，在东亚等地流行的种类，经日本人桂田氏发现后，被命名为日本住血吸虫①，后来简称为日本血吸虫。
国内血吸虫病的发源已不可考，但由来已久。从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两地出土的西汉古尸中查到了日本血吸虫虫卵，证实了我国流行血吸虫病已有2100年之久。②翻阅各医学典籍，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病症的记录，但是并没有血吸虫病字样的病名记载。在中医古籍中，对本病的整个病变情况，也没有直接的描述，但从古时传承至今的文献中，不乏与血吸虫病病症和流行区域相符之处，其观察和治疗经验值得我们关注。
血吸虫病的早期与晚期临床表现有显著区别。早期有发疹、发热、下痢，晚期主要集中于胆水、肝脾肿大等，这些在中医古书上称为蛊毒、蛊胀、瘕等病类的症状中。《黄帝内经·水胀篇》中有载：“歧伯曰：寒气客于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荣，因有所系，癖而内着，恶气乃起，瘜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怀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也。”文中提到了疾病的症状，息肉大如鸡卵并渐渐增大，疾病形成之后就像怀有胎儿一样，与血吸虫病病症相合。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载有：“有人患水肿腹大，其坚如石，四肢细小，劳苦足胫肿，小饮食便气急，此终身之疾。”还有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曰：“病源，夫水病，皆由荣卫痞涩，肾脾虚弱所为，而大腹水肿者，或因大病之后，或积虚劳损，或新热食讫，入水自渍及浴，令水气不散，流溢腹外，三焦闭塞，小便不通。水气结聚于内，第肘后疗卒大腹。”这些记述都与血吸虫病的病症特点非常相似，各典籍中包含的“蛊症”、“肿胀”、“腹水”均为血吸虫病的典型症状，①但无法证明他们描述的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血吸虫病。
1.2 防治难题与新中国的应对
“血吸虫病呈世界性分布，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被忽视的热带病之一。”③如果将一切表象剥离，血吸虫病的危害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人口危害。患上血吸虫病的人，身体机能下降、劳动能力大幅减弱，影响人的正常生育、生长；二是环境危害。丰富的水源、温和的气候为钉螺（血吸虫的中间宿主）孽生提供了极佳的环境，水流相互贯通，也为钉螺的扩散行了方便，人畜接触疫水后感染血吸虫病，虫卵经患者的粪便排出，重新传播到各个水系，经钉螺发育成了尾蚴，再次感染接触疫水的人和牲畜；三是社会危害。恶化的环境和锐减的劳动力都会严重损伤流行区经济发展的源动力，流行区群众因无法依靠自身力量自保而产生恐惧心里，从而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几种危害看似清晰，处理起来实则困难重重。主要原因为：
首先，血吸虫病传染速度极快，治病率极高，沿河、沿江地带是高发区域。一旦有人或耕畜感染此病，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血吸虫不断增殖的“温巢”，而旧社会村镇并不发达，人畜与自然环境交互甚密，增殖后的血吸虫卵极易通过人畜粪便进入自然界中，如河流、田埂等地又是中宿主钉螺的孽生场所，血吸虫卵则正好寄生其中，最后成长为更多的尾蚴，不断泛滥。所以，没有人为刻意干预，血吸虫病会愈演愈烈的，是以前名副其实的“瘟神”。
其次，血吸虫病可以看作是一条带有恶性传播链的瘟疫，中间宿主钉螺、终宿主人畜与血吸虫孽生环境共同组成了其传播链条，如果只打击其中某个阶段，例如仅治疗人畜病患而忽视其排泄物治理，这个传播链条依然还会存在，并不会随着病患康复而减少，反而会愈演愈烈。
第二章 医防科技进展与群众防治运动（1956-1979）
2.1 运动式血防与全面防治体系的形成
19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将消灭血吸虫病上升为重大政治任务。以1955年11月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以下简称“九人小组”）会议为标志，“新中国在以往相关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大规模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①从形式上看，这是一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是以消灭恶疫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改造行动。
这场声势浩大的消灭血吸虫病运动有三个特点：其一，由党和政府发动和领导。“九人小组”成立之时，毛泽东曾专门指示，“血吸虫病，威胁很大，比其他疾病都严重必须消灭。……九人小组一年至少开三次会议。政府要成立防治委员会”②。根据“九人小组”的提议，1957年7月在上海成立了卫生部血吸虫病防治局，与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成为常设的全国性血防领导机构；同时，流行区县以上党组织都建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大部分乡以上各级政府都建立了防治委员会。这样，中央和地方上下联动，党政军民齐心用力，形成了强有力的领导、协调和保障机制。其二，治防并举。防止“只注意预防不注意治疗或只注意治疗不注意预防的两种错误偏向”③，治病在探索新药物和挖掘中医验方两方面双向展开，防疫方式在查螺灭螺的同时进行以水田改旱、封洲禁牧等方法为主的环境整治。
2.2 医防技术推广及其效果
治疗技术是最先得到长足发展的血防手段之一，也是给血防“兜底”的一环。当专职血防人员散布到基层之后，各种治疗方法也随之辐射到当地。基层血防站因为先期的社会动员而得到了专业医护的补充，当时较为先进的化疗疗法和临床手术与本土的中医中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碰撞和结合，互相开辟除了自己的主战场。医防技术因为群众性防疫运动的开展而不断趋于完整。
在领导血防的职能部门的推动下，卫生部于1956年1月发布《血吸虫病防治手册》（第1版）为一线防治人员和流行区群众提供规范化指导，方便医生和寄生虫病科研人员不断探索锑剂疗法的最佳方案。于是，锑剂疗法被不断改进，成为适用于时下血吸虫病流行情况和社会状况的化疗应用方法，也成为首当其冲的成熟治疗技术。
（1）锑剂化疗技术的推广与改善。
在50年代，吐酒石是我国治疗血吸虫病的首选药物。此时的锑剂治疗在用药时间上还处于摸索阶段，被统称为“锑剂的长程疗法”。最初用1%溶液间日注射，总量按每公斤体重25毫克计算，治程长达一月以上，反应较重，不易为病人所接受。后改用每日注射的20天疗法，最高总量1.5克，耐受较好，为1957年以前所采用的主要治疗方法。经过半年以上的随访，成人粪便孵化转阳率约为30%，儿童稍高。
第三章 群体化疗与社会调适(1980- ) ....................... 30
3.1 检疫技术的改进 ............................. 30
3.2 群体化疗技术的兴起及其应用 .......................... 31
3.3 防控策略的转向 ............................. 35
3.4 新阶段的社会调适 ............................. 36
本章小结 ........................ 40
结语 ....................................... 41
第三章 群体化疗与社会调适（1980- ）
3.1 检疫技术的改进
要提高固有的血吸虫病防治水平，发展和应用更先进的检测技术异常重要。在受灾较轻的地方需要快速、精准、大量地检测患者，原先采用显微镜观测粪便中虫卵的寄生虫学检测方法并不适用，所以，需要血防职能部门采用更先进的检验器材并更换检测方法。于是，以免疫诊断为核心的检测方法渐渐占据了首要位置。
（1）原有诊断技术的局限性。
随着国家卫生事业的发展，从国外引入了直肠镜等临床检验器械。但这种通过目视判断的诊断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例如，直肠镜无法在一个理想化的状态下面来认定检测对象有无感染。有几率出现直肠内有虫卵，但是整体已无感染的情况，而且这种现象还比较普遍。例如，美国科学家也曾经用感染日本血吸虫的小鼠作实验，治疗后1年解剖时，体内已无虫体，但组织中的虫卵仍存在。①研究表明，血吸虫的寿命平均是5年，而个别可多达46年之久。②感染者在疫区接受治疗并痊愈，当其离开疫区并在外地居住，直肠镜显示内部已然检测出了血吸虫卵，研究人员百思不得其解。再次基础上，我们基于一般生物的寿命不会长于其理论寿命十倍的前提来考虑，这样的事实是令人生疑的。因此，单一的检测手法或许更方便快捷，可没有充足科学依据的支撑，其真实性就有待查证，也谈不上有多高效了。
（2）免疫诊断法的应用。
免疫诊断则要简单得多。20世纪80年代，更加安全高效的吡喹酮横空出世，直接模糊了确诊对象化疗的界限。另一方面，因为流行区数十年的化疗运动，感染率逐年降低，寄生虫学检查的必要性也相对减弱了。所以，更加简单、高效的免疫诊断渐渐代替了传统的寄生虫学检查。
结语
纵观新中国血防史，在党和政府的强大组织力和社会动员力的作用下，我们依靠科技进步和社会协作突破了重重障碍，取得了控制疫情传播和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重大成就。旧中国血吸虫病疫区的悲惨景象早已不会再重演，昔日的“瘟神”变得可防可控，流行区人民的健康安全有了坚实的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不断改善。从血防科技和社会互动的角度看，这个奋斗过程积淀的两条经验，对于今天的血防及所有传染病疫情防控都有着积极意义。
第一，将社会组织起来共同抗疫。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责任意识，新中国很快构建起血吸虫病防治体系，建立起从中央到流行区村一级的血防机构。这个组织系统发挥出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把旧中国像一盘散沙的农村群众整合为一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