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税收论文，本文以沪深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8-2019 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就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探索，并进行了一系列检验。围绕着“政策效应—影响因素—影响路径—经济后果”的研究思路，本文取得了如下结论：（1）税收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即企业所享受的税收激励越多，其风险承担水平越高。为了克服两者之间内生性问题，本文以 2014 年国家颁布的加速折旧政策进行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了政策效应的估计；结果发现，在国家出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后，实验组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提升。此外，动态效应（Dynamic DID）的结果显示，部分国家颁布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存在滞后性。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企业风险承担反映了企业投资决策时风险倾向（Wright et al.，1996），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表明企业越有可能在投资决策过程中选择高风险、高收益项目。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结构优化的重要时期，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十九大报告以“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为我国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质量变革”旨归在于 GDP 适度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升中国供给体系质量，不断向国际先进标准看齐，进而促进经济质量提升。“效率变革”顾名思义，以最小投入获得最大产出，为此应该不断打破有碍企业效率提升的各种障碍与机制，完善市场经济体系，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动力变革”，即在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数量的优势逐渐减少后，重视并培育创新，使其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
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是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必然选择。作为经济发展微观主体的企业，在调整自身投资策略以适应外部宏观环境的变革时，其面临的风险将相应提高。企业越倾向于选择风险性投资项目，比如资本性支出（Bargeron et al.，2009） 、研发支出等（Hilary and Hui，2009） ，其承担的风险水平越高。以往文献表明，风险承担对企业经营以及宏观经济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对企业而言，积极主动进行风险承担，有助于核心竞争力培养，获得更高回报（李文贵和余明桂，2012；Cucculelli and Ermini，2012）。对社会而言，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有助于资本积累（De Long and Summers，1991），技术进步（John et al.，2008），从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解维敏和唐清泉，2013）。
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政府是各项资源配置的重要主体，税收政策是其进行资源配置的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制定与实施税收政策，将资源与和要素引入企业，势必会对企业风险承担造成影响。但是现有研究，却鲜有关注税收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且相关研究也并未达成共识。Ljungqvist et al.（2017）提供了税收如何影响企业风险决策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风险承担对税收十分敏感，然而这种敏感具有不对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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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本文基于沪深 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8-2019年的研究样本，结合有关理论，对我国税收激励政策的执行效果进行了系统评估；具体而言，本文重点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1）国家颁布了许多税收激励政策，这些政策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其内在机理是什么
（2）产权性质、行业性质以及法治环境是否会对税收激励的政策效应产生影响？
（3）税收激励通过哪些路径对风险承担产生影响？
（4）税收激励能否通过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而提升企业价值？
图 1-1 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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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税收激励(Tax Incentive)
税收激励，是指政府通过降低企业税负、推迟纳税时间等方式，让渡部分利益给企业以激励其进行生产、消费和投资等经济活动的政策。就税种而言，现行税收激励政策涉及增值税、所得税；就优惠方式而言，现行税收激励政策的优惠方法主要包括“优惠税率”、“税收抵免”、“加速折旧”、“加计扣除”等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表 2-1至 2-3 总结了我国现行的税收激励政策：
注：以上来源于《企业所得税税法》、财税[2015]81 号、财税[2015]82 号、财税[2018]51 号、财税[2018]54 号、财税[2018]99 号、财税[2019]66 号、财税[2019]68 号以及 2021 《政府两会工作报告》
表 2-1 税收激励（企业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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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税收激励的相关研究
2.2.1 税收激励与企业研发
（1）税收激励与研发投入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就政府颁布的税收激励政策是否真正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进行了大量讨论，然而并未取得一致结论，并主要呈现“促进论”与“抑制论”两种意见。“促进论”一般认为税收激励政策的执行，会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并分担企业研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还可以增加企业内部资金，从而使企业管理者进行更多的研发支出（Manso，2011）。Yang et al.（2012） 基于倾向性得分匹配法（PSM），评估了台湾省税收政策的实施效果，并得出结论，享受税收激励政策的企业研发支出比未享受企业高约 54%。Mulkay and Mairesse（2008）基于法国公司数据，将法国研发税收抵免政策和企业私人研发的数据进行了计量经济学检验，他们的结果表明法国 RTC 政策对研发的促进是卓有成效的，约使企业研发增加 12%以上。Duguet（2012）的研究表明，法国增量税收抵免制度提升了企业研发支出，表现为政府每放弃 1 欧元税收，企业增加略高于 1欧元的研发投入。Koga（2003）以及 Hiroyuki et al.（2014）均以日本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税收激励与研发支出的关系。他们发现日本的研发税收激励是行之有效的；不同的是，前者认为政策效应对大公司更明显，后者认为对小公司和融资受限的企业更为有效。此外也有学者使用多国数据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税收激励有利于研发投入达成共识（Bloom，Griffith and Van Reenen, 2002；Guellec and Van Pottelsberghe , 2003；Sterlacchini and Venturini，2019)。
“抑制论”则认为税收激励无法促进研发，甚至具有抑制作用。Paff（2004）认为美国增量税收抵免政策（AIC），并不能有效促进医药企业 R&D 投入，对于软件企业的研发活动更是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Harris et al.（2009）将政府放弃的税收与企业的增量研发支出进行对比，发现北爱尔兰的税收激励政策的贯彻执行得不偿失，即政府放弃 1 元税收，企业研发仅增加 0.53 元。类似的，企业研发增长率低于政府税收下降率也会导致税收激励政策失效（Kireenko and Orlova，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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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23
3.1 税收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 .............................. 23
3.2 影响因素 ......................... 25
第 4 章 研究设计 ................................ 28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28
4.2 变量选取 ............................. 29
第 5 章 实证分析 ................................... 33
5.1 描述性分析 ............................ 33
5.2 相关分析 ........................... 34
第 6 章 进一步分析
6.1 影响路径检验
前文的主效应揭示了税收激励能够显著提升风险承担，接下来本文主要探讨税收激励政策是通过何种路径作用于风险承担？参考张敏等（2015）、赵丽娟和张敦力（2019）以及何瑛等（2019），本文检验税收激励政策能否促进企业做出风险更高的投资决策，具体表现为更高研发投入（R&D）和资本性支出（Capital Expenditure，Capex）, 进而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
6.1.1 影响路径一—研发投入(R&D)
本文将模型（1）的因变量企业风险承担(Risk)替换为研发投入（R&D），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然后按照模型（7）探讨税收激励(ETR)对研发投入（R&D）的影响。
表 6-1 是税收激励（ETR）与研发投入（R&D）的回归。列（1）中，税收激励系数显著，为-0.0236，说明税收激励能显著促进企业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