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2）和列（3）中，本文将税收激励分别与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R&Di, t+1）和滞后两期的研发投入（R&Di,t+2）进行回归。这样做基于以下几点考虑：其一，税收激励和研发投入之间存在内生性，将研发投入进行滞后回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内生性的问题；其二，根据前文的 DID 回归的发现，税收激励的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因此将研发投入滞后，可以更好的考察税收激励政策的作用机制；其三，出于数据完整性的考虑，本文不在将研发投入进行更多期的滞后。
表 6-1 税收激励与研发投入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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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结论
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各项资源配置的重要主体，税收激励政策是其进行资源配置的财政政策。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税收政策从而对资源配置进行指导和再分配，因此基于资源依赖角度，税收激励政策势必对风险承担产生影响。然而现在却鲜有研究关注“税收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两者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内在机理是什么？税收激励通过何种路径对风险承担进行影响？现有文献缺乏对上述问题的系统梳理与研究。
本文以沪深A 股非金融上市公司2008-2019 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就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探索，并进行了一系列检验。围绕着“政策效应—影响因素—影响路径—经济后果”的研究思路，本文取得了如下结论：
（1）税收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即企业所享受的税收激励越多，其风险承担水平越高。为了克服两者之间内生性问题，本文以 2014 年国家颁布的加速折旧政策进行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进行了政策效应的估计；结果发现，在国家出台更优惠的税收政策后，实验组企业风险承担显著提升。此外，动态效应（Dynamic DID）的结果显示，部分国家颁布的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激励作用存在滞后性。
（2）税收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以及法治环境良好的地区更加显著。本文的结论在内生性检验、更换企业风险承担测度、更换税收激励测度、改变缩尾范围后依旧稳健。证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3）税收激励可以通过研发投入(R&D)以及资本性支出(Capex)这两条路径，对企业风险承担进行影响。
（4）企业风险承担在税收激励与企业价值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税收激励可以通过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提升企业价值。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