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研究税收论文研究，政府作为国家事务的管理者，应尽量为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打造良好平台。对内，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为企业提供具有前瞻性、统领性的指引；对外，则需不断加强、提升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深度交流、通力合作，在创造一个有利发展的国际环境大前提下，降低税收风险出现频次，为我国企业顺利“走出去”保驾护航。去年上半年，我国重点打造了在“一带一路”沿线范围的税收征管合作机制，旨在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周边在泛税收领域大力开展密切合作。该合作机制的优势十分明显，其本身公开、务实的机制特征，有利于勉励各国不断进行相关制度跟进。一方面，可以打造集思广益解决国际难题的平台，促进相关创新举措以制度化形式呈现出一种长效的进步趋势；另一方面，该机制有助于倒逼各国主动进行税制简化，通过政府作用于制度范畴而从根本上实现纳税遵从的真实提升，自然而然地，企业“走出去”过程中很多可能会引发税收风险的因素便可消除。因此，我国政府持续助力国际范畴的税收协同合作平台的建设，此外，不可忽视对多边的税收合作机制、国际税收体系的持续更新，通过营造出全面的法治公平大环境，规范境外直接投资行为，同时，在良好的氛围中促使税收征管工作的效率得到提升，扩大税收确定性，缓解税收争议，降低风险隐患，从而达到促使各国经济呈现包容性增长的目的。
第 1 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不断获得落实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速度与规模成绩也不断获得刷新，我国的海外市场由此也获得了极大的拓展，对外投资情形一派欣欣向荣。据统计，2018 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仅对非金融类的直接投资便已超 130 亿美元，同比增长近 5 个百分点。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税制结构及执行过程中的客观差异普遍存在，在国际互动日益密切的背景之下，采取有效、适当的手段用以规避风险变得尤为重要。在应对税收风险方面，中国高度重视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对外签署国际税收协定，对内建立相关专题网站，旨在为企业顺利“走出去”打下坚实基础。
然而，各国由于历史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亦存在差异。聚焦于税收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税收制度则皆有其特点。因此，中国“走出去”企业的税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随着“走出去”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体量的日益壮大，不同类型的税收争议也随之不断涌现。为了更好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及时更新相关理论知识，同时，帮助中国“走出去”企业“走得更好、走得更稳”，在最大限度上帮助企业规避各类风险、获得经济利益，如何妥善处理好税收风险问题或将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
1.1.2 研究意义
本文主体内容将总结分析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税收环境，由点及面，梳理讨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典型性税收风险，并结合国际经验借鉴，提出相关的应对策略。因而，本文拥有理论与实践双重意义。
第一，助力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由于本文研究焦点在于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税收风险，因而，在提示企业有序进行风险管理的同时，更强化了“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担当意识，有助于提高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质与量。
第二，助力我国“走出去”企业经济成本的降低。虽然目前我国的跨国业务量增速迅猛，但无论是从重视程度还是应对能力的角度来看，我国在境外经济活动的税收风险管理方面依旧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本文通过针对税收风险的分析，有助于提升相关人员的重视程度，从综合的国际化视野而非简单的财务工作角度入手，讨论相关应对措施，从而为降低经营成本、提升收益提供一定的保障。
第三，助力“一带一路”对外投资风险管理研究的扩充。在“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的大环境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面临着较多领域的风险。本文聚集于税收风险，梳理具有代表性国家的税收环境，分析总结典型性税收风险，结合国际经验借鉴提出相关防范举措，有利于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时税收风险防范的相关内容进行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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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1.2.1 国内文献
（一）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相关税收问题研究
对于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涉税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与税收政策以及税收管理这两大方面密切相关，具体来看，主要会涉及到税收优惠、避税及反避税等方面。
董晓岩（2012）认为立足于（资本）输出国，可从税收制度以及税收管理两大角度探讨税收相关问题。前者一般聚焦于税收优惠政策、避免国际双重征税制度，而后者的重点则在于反避税相关问题。
韩梦淘（2016）梳理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大概率会涉及的税收政策，重点包括所得税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协定政策等。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分析总结出其可能会存在的风险点。
李继平（2016）十分重视税收这一因素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造成的影响，在问题应对方面，他提出了可从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税收政策的建立健全以及税收管理方法据实更新两大角度切入，以探索解决问题之道。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对外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在利用涉外经济改变我国西部地区发展窘境的同时，也应关注到国际贸易可能会带来的风险。在税收领域，不但需要最大限度发挥税务部门的专长，在源头与过程中全面控制风险，也需要强调相关企业自身的抗风险建设。
杨志勇（2015）认为应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过程中产生的相关税收问题，可以从企业与政府双角度切入思考改进措施，而立足于政府又可区分出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前者重视税收服务质量的提升，包括实施细则的完善，后者则强调税收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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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及税收风险理论
2.1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概述
2.1.1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相关理论
对于某些企业而言，境外直接投资是一个重要且不可逆转的过程，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由于其地位的重要性，社会各界对这一论题的关注与研究也越来越多。相关理论基础可以归结为交易成本论、制度基础论等。使用不同的理论方法可以帮助确定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因素。
（一）交易成本论
交易成本论起源于市场的非完备性。其核心要义在于：企业在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可通过选择适当的组织架构，达到减少交易成本、最大限度地释放长期风险调整有效性的目的。同时，企业还需要考量子公司于母公司而言，其利润占比大小这一重要因素。
（二）制度基础论
制度基础论的核心观点是，企业的战略选择是建立在制度和组织间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在某种程度上，制度环境是企业进行战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当今社会新兴经济体的不断发展也在催生出新型的制度环境，因而不同国家间制度差异比较对于研究企业境外直接投资而言十分重要。
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侧重于母国的体制环境，但忽视了东道国的政府行动对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影响。通过国家控制下的境外直接投资激励制度体系，我国企业的相关决策将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各级政府的影响。因此，现有的理论观点适用于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研究时，需加以拓展，应将东道国体制环境、东道国与母国政府行为也纳入考量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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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税收风险理论
2.2.1 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税收风险概念界定
目前，针对税收风险概念的界定，学术界不同的学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中，有学者认为可以将税收风险引申为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风险；也有学者则将其内涵定义为由税收政策、相关制度环境等因素引起的对涉税主体行为选择造成的影响。从涉外经济活动税收风险诱发因素角度考察，还有学者认为税收风险大多是由于尽职调查不到位、缺乏应对税务局反避税行动意识、不重视涉外税收制度等因素造成的。
一般看来，广义的税收风险含义可从四个角度来理解：政治风险、经济风险、税收相关政策引发的以及相关主体行为引发的风险。首先，从政治风险角度理解。从税收立法到执行，皆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局势、领导人变更等密切相关，税收政策法规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意志，因此，税收风险可以从政治风险角度入手理解。其次，从经济风险角度理解。税收是大多数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经济社会平稳运作提供保障，一个国家主要税种与税率的选择离不开经济发展水平。因此，税收结构与税收负担的不合理皆预示着存在税收风险隐患。再次，从由税收相关政策引发的角度理解。政策的制定一般都具有一定历史意义，在税收领域也不例外，受时局变动以及认知偏差与相对滞后的影响，从全局来看，税收相关政策很可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缺陷而易诱发税收风险。最后，从相关涉税主体行为引发的角度理解。除却外部因素，税收活动本身则是导致税收风险产生的直接因素。无论是税务部门还是纳税人，双主体或故意或疏忽而产生的行为极易导致发生税收风险的概率增加。
上述对税收风险的理解相对较为宏观、全面，但不够聚焦。立足于涉外经济活动，本文强调的税收风险可定义为，企业进行境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由于输出国与东道国的税收环境等差异无法获得协调而引发的对涉税主体产生的消极影响。该差异从客体上来看可以理解为是由国内税收相关制度（包括对主要税种及税率、税收优惠政策、居民企业认定等规定）以及国际税收协定等（主要涉及国际税收问题处理）引发的；而从主体上来看，可以将其视为该差异是由输出国政府、企业以及东道国政府的行为选择引发的。对于消极影响的范畴，这里主要是指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活动的可持续性（排除主观意愿下的正常退出）无法保证，包括承担不合理的税收负担、经济利益遭到损失、投资活动无法正常进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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