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摘要: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柏拉图精心设计了“理想国”的美好社会,伊朗近代政治和宗教运动的改革家巴布也提出了“正义王国”的构想。东西方的“乌托邦”由于文化、地域以及时间等因素的影响,存在着差异,却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从两位思想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所描绘的理想社会的特征与实现途径等方面对他们的社会改革蓝图进行了分析比较,并指出了二者思想的局限性和积极意义。
关键词:柏拉图;理想国;巴布;正义王国;社会改革
柏拉图(前423-前347年)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思想家,在他的名篇《理想国》中,柏拉图站在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立场上,提出了改革不合理的政治制度,实现社会正义、和谐等方面的政治主张。而伊朗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运动和宗教运动领袖巴布(1819-1850),则提出了建立“正义王国”的理想蓝图。二者虽相距两千多年,身处东西方,但柏拉图的“理想国”与巴布的“正义王国”有许多相同相似之处,特别是在有关社会改革的思想上。他们都力图革除各种社会弊端,建立一种“乌托邦”的理想社会。尽管有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但其中所包含的和谐正义的社会改革主张,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一、社会动荡与大变革的时代背景
柏拉图出生在雅典城邦的一个名门贵族家庭。在他生活的时代,雅典的全盛时期已成历史,当时雅典社会正处在由盛而衰的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对雅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经济遭受打击,使希腊各城邦的劳动者破产,富商大贾巧取豪夺,社会秩序失控;战争失败使雅典失去了希腊世界的领导地位,影响力减弱;民主政治遭到挑战,希腊城邦政治面临解体,个人至上的人生哲学泛滥成灾,伦理道德观念衰败[1]6。身处乱世,历经动荡的柏拉图,目睹了当时雅典的内忧外患,一度想从政的理想幻灭了。他认为,现存的勋阀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即民主政体)、僭主政体,按次序一个比一个坏。要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必须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计划纲要,找到一个理想国家的模式,以挽救希腊城邦的衰势。柏拉图正是怀着这种极大的责任感提出了他的“理想国”的美好愿望。
巴布“正义王国”的提出也正值伊朗由盛而衰之际。伊朗古称波斯,在中国古代史书上被称为安息国,是个具有四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到19世纪初恺加王朝统治的时候,这个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国家已变成一个各方面都比欧洲国家落后的封建制的农业国。伊斯兰教什叶派被国王宣布为伊朗国教,它的高级阿訇拥有很大势力。他们同国王和世俗封建主勾结在一起,不仅占有巨大地产,控制国民教育,还有审理有关宗教、财产、婚姻、交易等民事诉讼的特权,还利用宗教的权威为所欲为,掠夺和压迫人民[2]4。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什叶教派的一个新教派———谢赫派中出现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和宗教改革者,他就是巴布运动的领导者,巴布教派的创始人———巴布(原名塞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他出生于伊朗设拉子城一棉布商人家庭,是1848~1852年巴布运动的精神领袖。巴布运动的萌芽和发展与当时伊朗所广泛出现的社会危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3]33。这场运动是一场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在他最著名的著作《默示录》中,除了宣传旧的教义、旧的社会制度和旧的秩序需要改革以外,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要建立一个新的“正义王国”。
因此,柏拉图与巴布都是生活在社会动荡与大变革的时代。在面临国家衰败以及对现实不满的基础上,他们的写作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对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阐述自己的社会改良思想,描绘心中的理想社会蓝图。
二、和谐与正义的理想社会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为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写的。在《理想国》中,“正义”是贯穿其始终的首要的建邦原则。柏拉图说:“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一个阶级的单独突出的幸福,而是为了全体公民的最大幸福;因为我们认为在一个这样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正义,而在一个建立得最糟的城邦里最有可能找到不正义。”[4]133在“理想国”的社会方案里,柏拉图主张取消所有私人财产,产权属国家所有,以抑制人的私欲。柏拉图认为,金钱是邪恶和腐败的根源,公民不能拥有金钱,取消了私人财产和货币也就取消了自私之心,使人归之于无私忘我,一切争端、倾轧、战争、贪欲和仇恨也就都将销声匿迹。柏拉图主张,不仅财产要公有,妇女和儿童也要为社会共有。男女之间的结合不能带有任何感情因素,一切都服从于种族的改善和国家的强盛。在柏拉图看来,“正义”就是个人在服从各自天职的情况下“做自己的事”,即个人对国家秩序的自觉的遵守与维护。柏拉图想要力图说明的是,人类所需求的是一个真正处于正义、和谐状态的社会,这种和谐状态就是一种稳定、有秩序和不断完善,一种合理的和符合每个人愿望的状态。他憧憬一个没有贫穷、没有堕落、没有暴虐、没有战争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既可以克服现有各个城邦的固有的弊病,又可以作为一切城邦仿效的模式。正是出于这种动机,柏拉图撰写了这部流传千古的名著,以期解决希腊城邦危机时期所面临的社会问题。[5]17柏拉图的《理想国》体现了明显的社会改良思想,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正义”这条主线,设计并展望着心目中理想国度的蓝图,提出理想国的政治思想和国家学说。他认为国家的最高目的就是正义,也只有在理想国中才能真正实现正义。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正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秩序与和谐。而巴布的“正义王国”则描绘了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平等,制度公平,全新的幸福的“永恒的王国”。《默示录》上说,人类的社会是一个时代紧跟着另一个时代而发展的,一个时代总要被另一个新时代所代替,后一个时代一定要超过前一个时代并与它有所不同。每一个时代都应该有它的特殊制度与法律,旧的制度与法律一定要随着旧时代的结束而被废除,代之以新的制度与法律[6]283。巴布还指出:世俗官吏和高级阿訇不愿放弃他们把持的政权,并凭借着过时的《可兰经》维护旧制度、旧法律,这便是人间充满了不公道与相互倾轧的原因[7]15。因此,必须依照《默示录》的原理,改革旧的伊斯兰教教义,并对社会进行政治改革。巴布在《默示录》中启示人们,自由平等的“正义王国”就要诞生,在将来的“正义王国”中,所有骑在人民头上的封建诸汗、官吏、高级阿訇都要受到真主的惩罚。他们享有的特权和权利,都将被剥夺。私人所有制侵占了别人的物权,这是世间不平等的根源,应予废除。一切财产都应归公有,每人只能有一份。他还宣布了关于男女平等与其他的一些民主要求。
可见,面对动荡的社会现实,柏拉图和巴布都渴望建立一个正义、和谐的理想国度,这也是他们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目标。但对于“正义”的表述,二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柏拉图按能力把社会成员分为三个等级,即统治者(哲学王)、护卫者和生产者,只要这三个等级各司其职,各安其位,城邦就实现了正义。奴隶是被排除在公民的范围之外的,柏拉图认为这种安排恰恰是正义的体现。这种正义实质上否定了公民之间的平等。正如罗素所说,“希腊的哲学家们,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内,……他们认为———每个事物或人都有着它的或他的适当的范围,逾越了这个范围就是“非正义”的。有些人由于他们的性格或能力的缘故而有着比别人更广阔的范围,所以他们如果分享更大的幸福,那是并没有什么不正义的”[8]238。而在巴布的“正义王国”里,平等、公平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原则。尽管巴布为人们指出的是一个十分模糊的、朦胧的、乌托邦式的“正义王国”,但是,这确实反映了当时伊朗人民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表达了人民群众憧憬未来、幻想平等和对消灭压迫的社会改良思想。
三、神学与宗教基础上的“乌托邦”
“理想国”是柏拉图根据他的“至善”理念推衍而来的,但这个美好蓝图的实现是奠基在神学的基础之上的。柏拉图认为,道德问题是个社会制度问题,个人道德上的完善只有在完善的社会制度下才能得以实现,而“理想国”便是这样的社会。在柏拉图看来,善的理念是神的化身,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它像太阳一样,是推动一切的力量。一切底层的理念都应服从它,哲学王就是掌握了最高理念的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中说:“神就是善”。用通俗的话讲,神就是柏拉图理念体系的顶峰。法国著名学者罗班认为,柏拉图的这些看法“已经把我们引到造物主面前”。实际上就是公开宣扬神创造万物,神是万物之母。由于对理念世界的坚信,使柏拉图走向理念创造一切、创造宇宙的宗教神秘主义的狭小圈子里[5]32。在已具有民主意识的主客二分文化背景下的希腊社会中,柏拉图的哲学王代表的是主观世界之外的客观世界,是与人对立的彼岸世界的神的力量体现者。柏拉图的“理想国”也像是一部庞大的机器,个人不过是这机器中一个部件,要随着机器运转共振。个人的意志、思想和信仰要服从“至善”理念的指引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论证人类理性因素和“哲学王”地位的重要性,柏拉图提出了超越时空的“至善”理念,而为了论证“至善”理念的超越地位,他又求助于神圣性的力量。正是由于“理想国”的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明显的宗教神学色彩。柏拉图的所谓“至善”理念实际上是“上帝”的代名词,“理想国”也就是彼岸世界的同义语,“哲学王”也就是祭祀集团的对等物。事实上,柏拉图在构造他的伦理体系和乌托邦空想时,也确曾乞求于神力、上帝。他坚定地认为,神是善的真正源泉,是真正的美德,人生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去除欲望和净化灵魂而达到神人相通的境界。这样,柏拉图终于为他的“至善”理念和社会等级的神圣性提供了宗教神学的根据,他的社会改良理论也最终陷入宗教神学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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