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学论文，本文将 C 村的“穿马灯”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乡村集体记忆的流变，挖掘乡村集体记忆的传承路径。通过研究发现，在 C 村，一方面村民自身对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各种资源的需求一直存在，穿马灯文化在整个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性、民间性和集体性，不同阶段虽然有所变化，但核心始终未变。另一方面，乡村集体记忆通过纪念仪式、身体实践和符号载体的展演、传递和沉淀而不断地强化并传承下来。
一、绪论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1.研究缘起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农村空心化现象的加剧，乡村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困境，承载着地方人文风俗的乡村集体记忆也不可避免的日益被淡忘。如今的农村，即使在节假日可能也不像以往一样熙熙攘攘，人口流动的加速及经济需求的增大使村庄内的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传统民俗文化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困境，村庄内大多是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记忆断层严重；以亲人血缘关系为主轴的关系网，逐渐让位于理性化的现代交往原则，村民之间的感情日益淡化，维系村域内的文化载体已濒临消失。乡村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正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模糊至消散，这对于乡村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都是极其不利的，发展和传承乡村文化的是繁荣民族文化、加强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认识到乡村传统文化传承以及发展的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越来越重视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传统的乡村社会，文化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要做到的是让更多的一代人把传统文化留在脑海里、保护在心中、传承在手上，这是一项具有时代意义和挑战的课题。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引起了世界各国广泛地关注。2006 年，我国在《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节日项目实施保护的论证建议案》中，强调对全国各个民族以及各个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针对在城乡建设中，乡村文化面临着易遗忘、难发展、难传承的局面。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要传承乡村文化，尤其是发展有民族特点、地域特色、历史记忆的美丽乡镇”。随后山东省率先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开始实施“忆乡愁”、“存乡情”的乡村记忆工程。2017 年，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九次人民大表大会上又提出实施“乡村文化振兴”战略，确定了传承和发展乡村传统文化战略方针。
（二）国内外文献综述
1.集体记忆理论的脉络
从学术脉络上看，关于记忆的理论始于西方社会。亨利·柏格森最先提出了“记忆”这一概念，他认为“记忆”意旨在人的意识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可分割地连接起来，回忆和过去是社会的建构。[1]与之同时，埃米尔·涂尔干立足于“社会事实”，他认为，宗教活动是找寻集体记忆和情感的表现方式。回忆和过去是“集体的描述”。然而，涂尔干在承认“集体欢腾”的同时，还遗留下了一个问题：“当常规行为成为时代的秩序，又是什么把人类整合在了一起？”[2]莫里斯·哈布瓦赫先后师从柏格森和涂尔干，他将二人的思想融合，认为是集体记忆与集体情感的交流填充了人们在欢愉时期和琐碎日常之间的空白，让枯燥乏味的单调生活处于一种具有活力的状态。[3]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提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4]他所理解的集体记忆实际上是对过往事物的重新建构，使过去的形象适应于当下社会的理念与精神需求。并且，集体记忆是通过社会交往并在集体框架的约束下实现的。由此可见，“当下性”与“社会建构性”是“集体记忆”的两个重要特征，哈布瓦赫尤为强调社会参照框架，如果没有这个社会参照框架，个人记忆就无法形成和保存。然而哈布瓦赫在强调记忆的变迁与建构的同时，却也忽略了记忆的传承与连续性。皮埃尔·诺拉对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进行了延伸，她认为，过往与记忆之间的领域就是所谓的“记忆场所”，真实性、功能性和象征性是构成记忆场所的三要素。[5]不同于哈布瓦赫所关注的集体记忆的断裂性，保罗·康纳顿则将社会记忆与历史重构区分开来，他阐述了群体记忆的传递性和长久延续性，强调了社会记忆的延续性，社会记忆是通过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进行传播的。[6]阿斯曼既强调当下对过去的塑造作用，也充分探讨了过去对当下产生的影响。他所提出的文化记忆概念，其特点就在于恒久性—一个集体对文化的长时记忆。他与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的差异体现在“分有结构”中，在时间层面上体现在人们在日常生活与文化节日活动的根本性差异，在社会层面上则体现在成员的根本差异上，主要表现在一般普通群众、了解社会文化意义的知识人群以及传承文化记忆的本职工作人员上。而在阿斯曼的定义中，文化是一种“凝聚性结构”的产物，同时与之密不可分的是身份认同。
二、乡村集体记忆的生发、断裂与复兴
（一）乡村集体记忆的生发
1.记忆空间—马灯堂：供奉祖先神灵
对于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鱼米之乡的 C 村村民来说，每年的梅雨季所带来的洪涝灾害、瘟疫横行，给村民日常生产生活带来了灾难，在这种背景下，对祖先的崇拜成为了他们重要的精神支柱和信仰形式。村民将对来年粮食丰收、一家平安的美好愿景寄予祭祀仪式之中，期望先灵能够感知到他们的愿望，实现他们的心愿。穿马灯时，村民感觉与祖先处于一种“共同空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曼海姆的观点来说，一代人共同经历的具体事件，使得他们进入一个“代内单元”[46]，村民在穿马灯的过程中，实际上进入了与祖先情绪共鸣的场景之中，正是在这样的一种“代内单元”之中，整个村庄逐渐融合成为一个整体。
马灯堂外贴着“马跃九州全村求福，灯照八方天下太平”的楹联。堂内设坛，分天坛、中坛、下坛。天坛立一块牌位——马明大王牌位。中坛分两层，上层设 3 块牌位，分别供奉三界伏魔关圣协天大帝、幽冥教主地藏王和圆通教主送子观音菩萨；下层设 5 块牌位，分别供奉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九天雷祖除灾济物天尊、上清正乙龙虎玄坛赵元帅、阳元十三道四府享祀尊神和家堂香火门神灶神。下坛供奉和合部下崔刚五福财神位。地上摆放 5 个代表着东西南北中 5 路神兵的兵碗以及一盏佛灯。
马灯堂的实体化使村民的情感寄托由虚拟化为了现实，并通过穿马灯使“它具有社会集体的理性性质”。[47]也就是说，在马灯堂村民可以通过向先灵祈愿，以求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给予心灵一定的慰藉，从而想要寻求与先灵更密切地接触。正是如此，“文化给人类的生存、生活、意识以符号的形式，将原始的混沌经验秩序化，形式化”。
（二）乡村集体记忆的断裂
文革时期，受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对全国人民进行统一的思想文化改造，导致了许多传统文化遭到了重创而没落。以“穿马灯”为例，其大部分的活动道具和演出服装都被集中烧毁，甚至马灯堂中所供奉的神像也被当成“封建牛鬼蛇神”的代表而被销毁。HXG:“那个年代，这种封建迷信的活动是禁止的，上面会专门派人来抓，如果被抓到那都是要被批斗，谁还敢弄啊。村里的马灯堂也被拆掉了，衣服道具什么的也被烧掉了，都不敢放在家里，那要是被抓住了是要倒霉的。”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包括“穿马灯”在内的许多传统民俗活动都被冠上“封建迷信”的名号而被要求停止，不能祭拜先灵，昔日热闹非凡的穿马灯活动不能举办，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民俗信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逐渐被遗忘。穿马灯活动发源已久，除了对先灵的敬畏，更是寄托着村民在一年之首向先灵祭拜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在C 村拥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习俗，在文革时期却变成了历史的“残留物”，作为文化糟粕要被剔除。政治环境的变革自然也导致了传承语境的缺失，文化传承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断裂。
“意义定位”对记忆而言，相当于提供了一个思索的“框架”，不管是接受这个框架还是批评这个框架，都会有意或者无意地按照意义的定位在自己的记忆范域内吸取某些“碎片”，或者悄悄掩埋某些。[49]人们会根据自身意义的定位，会主动地选择一些“记忆碎片”。由于外界某些人为的干涉，有些记忆可能会被掩盖或是遗忘，有些记忆可能也会逃离“记忆的黑洞”，而正是这种有意无意间的记忆使得集体记忆得以构建。尽管在十年动乱时期，全国开始了“破四旧”运动，反封建反迷信的风潮遍布整个大陆，穿马灯活动受到了打击，发展也受到了限制。但穿马灯“宗族家法”的意义定位，使关于“穿马灯”的乡村集体记忆得到了传承。HXW:“文革之后，我们村又开始了穿马灯，因为大伙对这个还是比较热衷的，毕竟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不过大家就在暗地里娱乐娱乐，也不敢弄得太张扬。”
三、 乡村集体记忆的展演、传递与沉淀..............21
（一）记忆的展演：纪念仪式.................................21
1.重复的仪式活动稳固村民的记忆..........................21
2.仪式的操演维系村落的记忆空间......................................22
四、 乡村集体记忆的传承困境与出路........................33
（一）乡村集体记忆的传承困境...............................33
1.记忆主体的流失........................33
2.乡村治理的弱化.....................34
五、 结论与讨论.........................................42
（一）结论..............................42
（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