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篇社会经济论文，本文从数字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界定、指标测度、区域差异分析，再到效应分解，从熵权法、Dagum基尼系数法，再到空间计量模型，将数字经济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效应做了实证研究。
第一章绪论
第一节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研究背景
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及效率涉及广大民生福祉。从2006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提出，到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长远目标，再到“十二五”期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系的初步建成，再到“十三五”、“十四五”等的不断快速发展。这些年来，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成效显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不断完善、供给效率不断提高，但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仍然任重道远，城乡间、区域间、区域内的差异亟需改变，实现我国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必须持续推进义务教育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养老服务等，从而缩小区域差异。
近年来，数字经济方兴未艾，其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已然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引擎，不断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全球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占GDP比重为45%①，且增速较快。未来，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能力还将大幅提升，数字化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成为我国社会经济的新增长点。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产生较大影响。
首先，从需求端看，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高效应用，数字技术可以有效破解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侧的信息需求问题。具体地，运用数字技术，可以对居民的多样化、个性化诉求进行收集与分析，最终进行“订单化”解决，进而减少信息成本，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危害。换句话说，政府在大数据和数字技术的应用下，能够精准匹配到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者，有利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效率的提升。
其次，从供给端来看，数字化的发展不仅带来政府办公模式的改变，还有望通过达成公共服务供给侧的区域合作，从而减少交易成本、交易时间，提高供给水平和供给效率。
第二节研究内容与研究思路
一、研究内容
本文旨在从数字经济及基本公共服务的概念、形成与分类出发，研究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效应，主要研究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阐释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梳理相关文献确定本文的研究内容与写作框架，寻找以往研究在研究方法或研究视角的缺失，从而探寻本文的创新点。
第二章，文献综述。对数字经济和公共服务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整体把握目前数字经济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关研究现状与研究成果，并基于此为本文的研究提供视角与可行性。
第三章，数字经济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理论基础和测度分析方法。本章将依据信息不对称理论、集体行动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数字经济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关理论；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三点：一是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效应；二是数字经济的技术创新效应；三是数字经济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此外，还介绍了有关的指标测度方法和分析方法。
第四章，数字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测度分析。本章根据数字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的代表性与普遍性概念并结合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根据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作用机制以及相关研究成果，选取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指标。最后，根据所选指标构建数字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在获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和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指数的基础上，根据Dagum基尼系数分解法对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进行分解，研究相对地区差异及来源。
第二章文献综述
第一节数字经济相关研究
一、数字经济的内涵界定
数字经济掀起科技革命并引领科技革命，影响了人民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而学术界对数字经济的定义莫衷一是。
“数字经济”最早于1996年被美国商人Tapscott Don在其书《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中提出，在该书中，他将数字经济论述为一个经济系统，此经济系统中包含基础设施、电子商务及运用ICT的B2B、B2C和C2C交易模式。1997年5月，日本通产省在其报告中首次给出了数字经济的定义，该报告指出数字经济作为一种特别的经济形态，该经济形态具备如下几大特征：一是数字经济是非物理流动型经济，即没有人员、物体和资金的物理流动；二是数字经济通过电子途径完成合同签署、价值转移和财产积累；三是以信息通讯技术高速发展为基础；四是电子商务广泛扩展，数字化将渗透人类生活于各个领域、方方面面。
在众多数字经济的定义中，以2016年G20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中给出的具体含义与解释最为全面且最具代表性。在该倡议中，将数字经济界定为“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的经济活动总和”。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以数字技术为重要依托，数字技术的深层次应用也将推进数字经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
第二节基本公共服务相关研究
一、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和范围界定
针对公共服务的内涵界定，在以往的研究中，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基于公共服务的供给侧进行界定，即公共服务是由国家公务人员提供的，它具有国家公务人员的职责和工作的一般属性。二是基于公共服务需求侧进行界定，即公共服务是“为人民服务”。三是基于公共服务的功能特点层面界定，体现政府和市场的相互配合，即公共服务是我国政府为了弥补市场不足，促进社会公平而提供的服务。而马庆钰（2005）指出，以上三种观点均有失偏颇。首先，公共服务的主体并不能仅仅是政府，而应该形成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可以借助社会组织甚至是个人等其他社会主体共同承担这样的一种责任。其次是公共服务的主体并不是单纯指“人民”，而是政府向有机会在自己所辖范围内长期或短期生活的所有人提供的普遍的和无差别的服务。最后，公共服务的职能应该从微观和具体的层面进行把握。由此，该作者将公共服务的主体和被服务主体的范围扩大，并对公共服务的职能进行具体化，得出公共服务的具体内涵。其中，公共服务的授权主体并不仅仅指政府，而包括了政府、非政府公共组织以及有关工商企业；而公共物品也不仅仅指纯粹公共物品，还包括混合型公共物品和特殊私人物品。
陈海威和田侃（2007）指出，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是全体公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受益大体相等，同时具有较大自由选择权。因此作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必须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保证人民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大致相等；二是保证受益人民的广泛性，保证起点的公平性；三是必须保证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程序合理合法。
以往学者对于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把握主要分为三种观点，一是主张将社会性公共服务纳入其中，包括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宋迎法（2007）、包兴荣（2006）等。二是主张将经济性服务以及维持性服务纳入其中，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一般行政管理、司法和法律等，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有陈昌盛（2008）等。第三种观点较于前两种观点更为择中，此种观点强调把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类与公共事业性公共服务以及公益性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公共安全性服务等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有陈海威（2007）、朱玲（2016）等。
第三章理论基础与测度分析方法...................................15
第一节数字经济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关理论............................15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15
二、集体行动理论................................16
第四章数字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测度分析......................26
第一节数字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指标构建..........................26
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26
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指标体系构建........................27
第五章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分析........................47
第一节变量选取与描述性分析...........................47
一、变量选取.............................47
二、变量描述性分析...........................49
第五章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效应分析
第一节变量选取与描述性分析
一、变量选取
一是被解释变量。本文旨在研究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效应，由此确定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此利用熵权法测算得到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指数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
二是核心解释变量。同样，核心解释变量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使用熵权法测算得到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三是控制变量。为了分析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效应，对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其他因素予以控制，为此本文从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因素出发，选取本文的控制变量。
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因素有很多。纵观以往学者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相关研究，所选取的影响指标主要包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流入和地方财政政策等。赵怡虹和李峰（2017）提出，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的税收收入差异是影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主要因素，经济发达地区获得更高的税收收入，进而有能力提供更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冯骁等（2014）在研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